兄弟当中只有他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他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避开了乌普萨拉，转而到斯德哥尔摩念经济学。满十八岁后，每次休假与暑假期间他都会到范耶尔企业的某个办公室工作，或是与集团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阶层一起工作。他逐渐熟悉了家族事业中所有复杂纠葛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当时正值全面开战，范耶尔被派到德国，前往范耶尔企业位于汉堡的分公司视察六星期。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便由范耶尔企业的德国代理人，一个名叫荷曼·罗巴哈的公司老臣，负责陪伴指引他。

    “我不会拿所有细节向你疲劳轰炸，不过我去的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还没有东战线。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无敌。

    当时有一种……既乐观又绝望的感觉，这样说应该没错。五十多年后，那种心情仍难以用言语形容。你别误会，我不是纳粹，而在我看来，希特勒就像轻歌剧里的荒谬角色。但在当时，汉堡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几乎无法不受影响。尽管战争愈来愈接近，我在汉堡时也经历过几次空袭，但民众似乎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动乱，不久和平便将降临，希特勒也将建立他的‘新欧洲’。大家宁可相信希特勒是神。文宣中似乎有这样的意味。”

    范耶尔打开众多相簿之一。

    “这就是罗巴哈。他于一九四四年失踪，可能是在某次空袭中被炸死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在汉堡那几星期，和他渐渐熟络。我和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汉堡一处高级住宅区的豪华公寓里，每天都待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不是纳粹，但为了方便起见入了党。他的党证为范耶尔企业开启大门、制造生意机会，而做生意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的火车制造货车厢——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们的车厢有没有去过波兰。我们出售布料让他们做制服，出售真空管让他们做无线电接收机——不过老实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真正用途。罗巴哈知道如何争取合约，他这个人很有趣、性情又好。完美的纳粹人。后来我慢慢发现他也有一个拼命想隐瞒的秘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早，罗巴哈来敲我的房门。我的房间与他妻子的卧室相邻，他以手势示意我静静地穿好衣服跟他走。我们下楼后，坐在吸烟室里。罗巴哈整夜没睡，一直在听收音机，我这才察觉事态严重。‘红胡子行动’已经展开，德国在仲夏节前夕侵略了苏联。”范耶尔无力地摆摆手。“罗巴哈取出两只杯子，替我们俩各倒一大杯烈酒。他显然受到震撼。当我问他这代表什么时，他有先见之明地回答说，这代表德国和纳粹完了。我只是半信半疑——毕竟希特勒看似无人能敌——但罗巴哈和我为德国的衰败干了一杯。然后他便将注意力转向现实面。”

    布隆维斯特点点头，表示他还在听着。

    “首先，他无法联络我父亲征求指示，但他主动决定缩短我访德的行程，送我回家。其次，他请我帮他一个忙。”

    范耶尔指着一幅泛黄的画像，画中有个露出四分之三侧面的深发色女子。

    “罗巴哈结婚四十年，但在一九一九年遇见一名年纪小他一半、充满野性美的女子之后，便陷入疯狂热恋。她是个贫穷、单纯的缝纫女工。罗巴哈追求她，而且也和其他许多有钱男人一样，可以将她安置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公寓。她成了他的情妇。一九二一年，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爱蒂。”

    “富有的老男人，贫穷的年轻女子，和一个爱的结晶——这在四十年代应该不至于引发丑闻。”布隆维斯特说。

    “对极了。只可惜有一点：那个女人是犹太人，因此罗巴哈在纳粹德国有一个犹太女儿。他成了他们所谓的‘种族叛徒’。”

    “啊……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同。后来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