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想搜一搜解剖实验室的排污口，我告诉他们那里面都是我扔的一些废料和垃圾，只有我一个人用。我说我有排污口盖板的钥匙。警察们搜遍了楼里的上上下下，最后到了我的住处。

    我也带他们去了地下室，我们从前面走到后面，又走回来。他们搜查了我的住处，然后就走了。

    那天下午4点，韦斯特教授午饭后回到实验室。他刚打开门，他的门铃就响了。我对我太太说：“他的门肯定是开着的，我可以进去了。”我还是从楼上绕下去，看见他站在桌子旁边看报纸。他问我知不知道豪尔集市旁边的福斯特先生。我问是不是那位食品供应商。他说正是。又问我买没买感恩节的火鸡。还没有呢，我说。他递给我一张订单，说：“拿着这个去挑一只好火鸡。这是我的习惯，每年都要送人几只火鸡。也许我会让你帮我做些什么的。”我谢了他。他又给我另一张订单到福斯特先生那里领番薯。我带着两张单子到福斯特的店里挑了一只很大的火鸡，足有八九磅重。那是韦斯特教授第一次送我东西。

    …………

    星期三早晨，韦斯特教授来得很早。我看见他进来。我悄悄地蹭到门口想听听他在干什么。我先从锁眼向里窥视，但里面被门扣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我掏出刀子，打算在门上挖一个窟窿，但发现动静太响。我于是趴在地上，把脸紧贴着地板，从门底的缝儿往里瞧，但我最多只能看到他的膝盖。我就这么看了大约5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开。9点，我和太太一起进城，直到下午才回来。

    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我发现韦斯特教授实验室外面的墙壁很烫。我当时就站在墙边儿，我的脸上能感觉到热气。我把手放上去，但不多一会儿就得挪开。我知道那是因为里面生了炉子。同样，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从大楼的后门跑出去，翻墙爬上一扇亮着灯的双开窗户。这窗倒是没有上闩。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跑到冶炼炉跟前，揭开盖在上面的皂石，看见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火苗。我又走到实验室后面的楼梯，发现踏板上溅了一些我不曾见过的渍点，不像是水，我尝了尝。后来到了二楼的密室，那里也有些同样的斑渍，还是湿的。我想它们是血。

    感恩节那天，我到霍庞码头给韦斯特教授搬来一大块石灰，那是他在星期二就已经吩咐下的，他要一块“像我的头一样大”的石灰。这件事本身倒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我每年冬天都要替他搬石灰。

    下午，我开始在韦斯特教授卫生间底下管道的砖墙上凿洞。我大概是从3点开始动手。我想亲眼看一看那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这样我就死心了，也封了众人的嘴。我每次从医学院出去，总听人说：“派克曼博士就在医学院里。如果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那一定就是医学院了。”我一出门就听见这样的议论。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如果排污管道里没有什么可疑的物件，我也好对街坊邻居们有个交代。

    我带着一盏煤油灯，干了1到1个半小时，觉得工具不得手，想这样凿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感恩节舞会，玩到第二天早晨4点才回来。一共20场舞，我跳了18场。

    星期五，我起床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我太太从不到8点就开始叫我，她希望我早点干完。吃早饭的时候，韦斯特教授进来了，他到厨房取当天的报纸，问我：“有什么新闻吗？你还听见了什么关于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吗？”我说：“消息满天飞，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的好。”然后，韦斯特教授就上楼去了。

    快到中午时，我在解剖实验室里一边干活一边和亨利·拜基鲁博士说话，他要我忙完了手里的活儿继续挖墙。我去解剖示范室，看见J·B·S·嘉可森博士也在那里工作，我跟他讲了挖墙的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