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这番话，心里有了觉悟，看来迟早得把来龙去脉告诉她才行，总不能让她帮那么多忙又什么都瞒着她。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有些事应该只有住东京的人才有办法调查吧？”下条小姐温柔地说。

    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于是我厚着脸皮说：

    “下条小姐，请问你知道东和大学吗？”

    “东和？知道呀。”下条小姐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说：“东和大学怎么了吗？”

    “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在那所大学里？”

    “认识的人呀……，嗯，是有几个。”

    “有文学院的吗？”

    “我记得有一个法文系的。”

    “没有念国文系的吗？”

    “没有国文系的，不过朋友的朋友当中应该找得到一、两个吧，你找东和国文系的人有事吗？”

    “我是想……下次我去东京的时候，能不能请你帮我和他们牵个线？”

    “只是这样？小意思呀，不过为什么你会突然对东和感兴趣，还指定要国文系？”

    “嗯……目前状况还不明朗，也可能是我想太多……”

    “好吧，不逼问你了，我会帮你找个适当人选的。”

    “麻烦你了，真的非常感谢你。”

    “别那么客气，那我现在把影本传过去。”

    挂断电话，我和舅妈说要借用传真机便走上二楼。传真机摆在二楼楼梯旁的走廊上，名义上是舅舅工作需要，其实最常用的人是阿香，尤其考试前这台机器特别忙碌。

    我一边等着传真，脑中想起前几天在函馆发生的事，父亲对着电话说的那些话一直盘旋脑海挥之不去。

    “杀掉了？”

    父亲确实对着电话这么说。那一天在回程的电车上，我反复推敲这句话，我试着假设是我听错，父亲说的并不是“杀”而是别的，例如“洒”或“撒”，但与父亲接下来说的话搭配起来，似乎只有“杀”才说得通，因为父亲接下来是这么说的：“怎么可能刚好在这个节骨眼发生意外。”

    由此看来，应该是某个人杀了某个人并且伪装成一场意外，而电话另一头的人就是凶手。这件事听起来很荒谬，但当时父亲的阴沉语气似乎间接证实了这个可怕的推论。

    父亲到底在做些什么？他究竟卷入什么事件了？

    东和大学、小林、久能老师、以及“那孩子”……，这几个关键字仿佛被丢进洗衣机的手帕在我脑中不停旋转。

    传真机“哔”地响了一声，我回过神来。

    传真机缓缓吐出传真纸，我拿到手上一字一句仔细阅读，由于已经知道名单上没有女性社员，我其实不抱期待。

    然而看了几项活动记录之后，我不禁紧紧捏住传真纸，因为上头偶尔会出现这样的叙述：

    “五月六日，多摩湖单车之旅，天气晴，两名帝都女子大学学生参与。”

    看来虽然社员全是男性，但偶尔会有女性参加活动，可惜的是上头并没有列出那两位帝都女子大学学生的名字。

    接着我看到父亲当副社长时的活动记录，读得更是聚精会神，果然这段时期也有来自女子大学的参加者，但同样没列出姓名。

    再来我看到社员简介，关于父亲的介绍，只有“医学院四年级第九研究室”这一行字，不过或许因为父亲是副社长，后头还记载了他当时在涩谷租屋的地址及故乡苫小牧的地址。

    我也顺便浏览其他社员的介绍，看到一行字，我不禁瞪大了眼。

    我的视线停留在社长的简介上，社长名叫清水宏久，介绍文上写着“工学院冶金工学科四年级”，而后头的住址栏写着——

    世田谷区祖师谷一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