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离职。你杀了一个小孩，然后引咎辞职。”

    那差不多是事实。我的一颗流弹打死了一个叫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小女孩，但我不知道迫使我离开警察局的是对这一事件的负罪感还是别的。但这确实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我不想当警察了。也不想当丈夫、父亲或继续在长岛生活。不久之后，我辞了工作，离了婚，搬到第五十七大街居住，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打发日子。那颗流弹无疑促成了这些变化，但我认为不管怎样我都会走上这条路的，迟早的事。

    “现在你成了个半吊子侦探，”他继续说，“她雇了你？”

    “差不多。”

    “那是什么意思？”他并没等我解释，“没冒犯你的意思，但她的钱白花了。或‘我的’钱，这要看你怎么看了。如果她要终止我们的合作，跟我说就是了。她没必要找人替她说道。她打算干什么？我希望她不是要回家。”

    我没说什么。

    “我猜她还会留在纽约。她还干这行吗？恐怕那是她唯一会干的行当。她还能干什么？她打算住哪儿？我给她们提供公寓，你知道，给她们付房租，给她们买衣服。我想，没人问过易卜生，娜拉出走后到哪儿找公寓吧。如果没弄错的话，我想你就住这儿。”

    我望向车窗外。就在我的旅馆前。我根本没注意到。

    “我猜你会跟金联系，”他说，“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告诉她你威胁我，把我吓得落荒而逃。”

    “我干吗那样？”

    “这样她会认为她没在你身上白花钱。”

    “她是没白花钱，”我说，“我不介意她是否知道这一点。我会实话实说的。”

    “真的？那么在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她，我会去见她，只是为了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她的主意。”

    “我会提到的。”

    “你再告诉她，她没理由怕我。”他叹了口气，“她们自以为无可替代。如果她知道找人替她有多容易，她肯定会上吊的。一辆又一辆公交车把她们运来，斯卡德。每天每小时，她们都在往港务局里拥，准备出卖自己。每天都有很多其他女孩认为肯定还有比端盘子或收银更好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开家公司，斯卡德，专门接受申请，肯定门庭若市。”

    我打开车门。

    他说：“很高兴跟你聊天。特别是刚才。你对拳击很有眼光。请告诉那个愚蠢的金发婊子，没人要杀她。”

    “我会的。”

    “如果想找我，给我的联络处打电话。既然认识你了，我会给你回电话的。”

    我下了车，关上车门。他等到一个机会，掉了一个头，重新拐回第八大道，朝北驶去。这个掉头违反交通规则，而且向左拐上第八大道时又闯了红灯，但我认为他才不在乎呢。我想不起来最后一次见警察因为某人在纽约违章开车开罚单是什么时候了。有时你会看到一连五辆车闯红灯。近来连公交车也这么干。

    他走后，我取出笔记本，记了一笔。街道对面，波莉酒吧旁边，一男一女正在大声争执。

    “你还算男人吗？”

    她叫着。他给了她一耳光。她骂他，他又打了她一耳光。也许他把她打懵了。也许这是他们每星期都要玩上五次的游戏。如果去干涉，他们很可能会一起冲你来。刚当警察时，我第一个搭档无论如何都不插手家庭争端。一次，当他和一个酒鬼丈夫对峙时，那个老婆竟从后面袭击他。她丈夫打掉了她的四颗牙，但她还扑上去保护他，用酒瓶砸她救星的头。他的伤口缝了十五针，得了脑震荡，当他给我讲这个故事时，还用手指去摸伤疤。你看不到那个伤疤，被头发遮住了，但他的食指准确无误地放在了那个位置。

    “让他们自相残杀吧，”他曾说，“就算是她报的警，她还是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