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伊莱恩家时，天已变暗，街上因下班时间而拥挤不堪。又下雨了，恼人的雨丝拖慢了人们回家的脚步。我看着拥挤的车流，暗想其中一辆里是否正坐着伊莱恩的税务律师。我想着他，尽力猜测当发现她给的电话号码是假的，他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他真想找她的话，那也不难。他知道她的名字。电话公司虽然不会透露她没登记的电话，但他如果有点关系的话，应该可以找人帮忙打听。即便不行，他可以通过她入住的那家旅馆查出她的行踪，这并不太难。他们可以把她的旅游经纪人告诉他，如此下去，他就会查出她的住址。我当过警察，自然会想到这些方法，但别人就不会这样调查吗？对我而言，这并不麻烦。

    或者，当他发现电话号码是假的，会觉得受伤害了。也许知道她不想见他后，他也不想见她了。但他不会想到那只是一个意外错误吗？打到查号台问不出她的电话后，应该猜到她给的号码或许只是无意中颠倒了两个数字，那他为什么不继续查下去呢？

    也许他从未给她打过电话，根本就不知道号码是假的。也许在回到妻儿身边的路上，他已经把她的号码扔进飞机上的马桶里。

    也许想到那个艺术品修复家在电话旁痴痴苦等，他偶尔会有内疚感。也许他会因自己的草率决定而后悔。毕竟，没必要把她的电话号码扔掉。他本可以时不时跟她约会。她不会知道他有妻儿。见鬼，她或许因有人能带远她离油彩和松节油而感激涕零呢。

    回家途中，我到一家熟食店买了一份三明治，外加汤和咖啡。《邮报》上登了一个荒唐的故事。皇后区两家邻居数月来争执不休，只是为了其中一人的狗在主人外出时叫个不停。前一天晚上，主人遛狗时，这只动物在邻居房前一棵树旁撒尿。邻居碰巧看到，他从楼上窗户用弓箭射狗。狗的主人跑回家，拿出一把沃瑟点三八手枪，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那位邻居也拿着弓箭跑了出来，狗的主人当场将其射死。邻居八十二岁，狗的主人六十二岁，这两个男人比邻而居已逾二十载。狗的年龄不详，但报上登了它的照片，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官牵着它，它却拼命想挣脱缰绳。

    城北分局离我的旅馆只有几个街区。晚上，我到达那里时刚过九点，雨时断时续地下着。我在前台停下，一个留着小胡子、头发吹过的年轻人把楼梯指给我。

    上到二楼，我找到了警探办公室。办公桌旁坐了四名便衣警察，里头还有两个在看电视。禁闭室里的三个年轻黑人在我走近时看了我一眼，发现我不是他们的律师时便失去了兴趣。

    我向近处的一个桌子走去。一个秃顶的警察放下正在打的报告，抬起头来。我告诉他我同德金警探有约。另一张桌上的警察抬头迎上我的视线。

    “你就是斯卡德吧，”他说，“我是乔·德金。”

    他的握手过于用力，几乎是在比试腕力。他挥手示意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跟着坐下，在一个已经堆满烟蒂的烟灰缸里捻熄手中的烟头，然后又点起一根，往后一靠，看着我。他的眼睛是那种看不出任何讯息的浅灰色。

    他说：“外面还在下雨？”

    “下下停停。”

    “糟糕的天气。喝点咖啡吗？”

    “不，谢谢。”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想看他手头关于金·达基嫩谋杀案的所有资料。

    “为什么？”

    “我答应一个人要调查这个案子。”

    “你答应一个人要调查这个案子？你是说你有了一个委托人？”

    “可以这么说吧。”

    “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他脸颊下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