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拿走这些东西？

    银河旅馆里她的皮包内有些现金，根据档案里记载，大约是四百多元和一些零钱，这钱可能会转交给她威斯康星的父母。但他们会大老远飞来认领她的大衣和毛衣吗？他们会要她的毛皮外套、高中戒指，以及象牙脚环吗？

    我又待了一会儿，记了一些笔记，克制住不去打开客厅橱门，然后离开那里。

    我乘电梯到楼下大厅，冲门房挥挥手，对刚进来的房客点点头。那是个老妇人，用一条饰有莱茵石的皮带牵着一条小短毛狗。小狗冲我狂叫，我才想到金的小黑猫下落不明。我没看到它的踪影，浴室里也没见到它的秽物盘。有人把它拿走了。

    我在街角处拦住一辆出租车，到旅馆门前付车费时，我才发现金的钥匙同我口袋里的零钱混在一起。我忘记把钥匙还给门房，他也没想起跟我要。

    我有一个口信。乔·德金打过电话，留下警局的号码。我打过去，对方说他出去了，但还会回来。我留下我的姓名和电话。

    我上楼回房，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我躺下来，但无法休息，控制不住脑中连绵的思绪。我下楼去买了奶酪三明治、法式炸薯条和咖啡。喝了两杯咖啡后，我从口袋掏出唐娜·坎皮恩的诗。诗中有什么东西似乎在召唤着我，但我想不出是什么。我又读了一次。我不懂这诗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它该有一定含义。但我总觉得诗里有个东西在向我眨眼示意，意图引我注意，但我头脑不济，无法会意。

    我走到圣保罗教堂。演讲人在用一种超然的轻松口气讲一个恐怖故事。他的父母都死于酗酒，父亲得了急性胰脏炎，母亲醉酒时自杀。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也相继病死。另一个兄弟因脑水肿还在州立医院接受治疗。

    “我戒酒几个月之后，”他说，“听说酒精会杀死脑细胞，我开始担心自己可能脑伤严重，所以去找我的辅导员，告诉他我的忧虑。‘呃，’他说，‘也许你有脑伤，有这可能。不过我先问你，你能记住哪天在哪里开会吗？你能毫不费力找到会场吗？’‘能，’我告诉他，‘这些我都能做到’。‘那就没事，’他说，‘你目前所需要的脑细胞都有了。’”

    我在休息时离开。

    旅馆前台又有一个德金留下的口信。我马上打过去，他又不在。我留下姓名、电话，然后上楼。我又拿出唐娜的诗看，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德金。

    他说：“嗨，马修。我只是想说，希望昨晚没给你留下恶劣印象。”

    “你指什么？”

    “呃，总体而言，”他说，“偶尔我会受不了压力，你懂我意思吧？我需要发泄，发发酒疯，说说胡话。我不常这样，但偶尔为之。”

    “当然。”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大部分时间我热爱工作，但有时压力太大，有些事情是你不想看到的，所以时不时地我得把所有这些垃圾从我体内清除出去。希望昨晚分手前我没太失态。”

    我向他保证他没做错什么。我在想，昨晚的事他到底记得多少。他已经醉得足以失去记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失忆的。也许他只是有点记忆模糊，不确定我对他的发作有何看法。我想起比利的女房东对他说的话。

    “不必在意，”我说，“主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嘿，我得记住这句话。主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许真的犯过呢。”

    “也许吧。”

    “你的调查进展如何了？有眉目了吗？”

    “还很难说。”

    “我懂你意思。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话——”

    “实际上，还真有。”

    “哦？”

    “我去了银河旅馆，”我说，“和一名经理助理谈过，他给我看了琼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