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自己的死还要容易得多。不错，妈妈会来看着我下葬，或许她老人家脸孔上的严厉不会松弛吧。我的思绪离开了她，不要想她了，不要接近她，不要看见她了。

    最后这一项却不是真的，倒不是见到她老人家的问题，问题是一向都是她老人家看得见我，眼光着穿了我，那种急切的眼光扫过，就像瘴气般把我团团围住。我心里想：“做娘的都是鬼！为什么她们一定要为子女打算？为什么她们觉得对子女的一切都知道？她们不知道，她们不知道！她应该为我而得意，为我而快乐，为我到了目前这种了不起的生活而快乐呵。她应该——”然后我又把思绪从妈妈身上移开。

    我在美国过了多久？自己都没法儿记得起来了，被许许多多面带假笑、眼光中充满敌意的人所注视，就像注定得步步小心的一个世纪似的。我每天都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熬过去，一定要熬过去——那时——”这就是我常用的两个字儿，也就是说，在内心中常用的字儿，每一天要用上好几次。

    每一个人都走出来要对我好，因为我富了！在爱丽遗嘱的规定里，我成了极富的富翁，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多投资自已都不懂——股东啦，股票啦，至于要拿所有这些做些什么，更是半点儿都不知道。

    回英国去的前一天，我和厉安德先生作了一次长谈。他在我的内心中一向就是——厉先生，从来都不是安德伯伯。我告诉他，我要把我对劳斯坦的金额退出来。

    “真的吗？”他那灰白的眉毛扬了起来，精明的眼睛，硬梆梆的面孔望着他，我不知道他这一声“真的吗？”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你觉得这么做对吗？”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猜想，你有很多的理由吧？”

    “没有，”我说，“我还没有找到理由。一种感觉罢了，就这么回事，我想可以对你无话不谈吧？”

    “当然啦，与当事人的通信是不会公开的。”

    “好吧，”我说，“我只觉得他是个坏蛋！”

    “呵，”厉先生的神色很有兴趣了：“不错，我可以说你的直觉可能很正确。”

    所以这时我知道自己弄对了，劳斯坦对爱丽的债券、投资，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在搞鬼。我签了一张代理委任状交给厉安德。

    “你愿意接受吗？”我说。

    “只要与财关有关的业务，”厉先生说：“你可以绝对信得过我，这一方面我会替你竭尽全力的。我想你对我的处理，不会有任何理由不满意的。”

    我不明白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是什么，指的是什么事吧。我想他意思是并不喜欢我，从来都不喜欢我，但看在钱的份上，他会尽全力替我做，因为我是爱丽的先生，我便签了所有必要的文件，他问我怎么回英国，坐飞机吗？我说不是，不坐飞机，要坐船走。“我自已一定要有点儿时间，”我说：“我想航海对我有益处。”

    “而你已决定了回去的住处了吧——什么地方？”

    “吉卜赛庄呀。”我说。

    “呵，你打算住在那里。”

    “不错。”我说。

    “我还以为你或许要在市场上脱手卖掉呢。”

    “不。”我说，所说出来的话还不及我立意的坚定，我不打算和“吉卜赛庄”分开。它已是我梦想中的一部分——这是我自从孩提时代以来，就非常珍惜的一个梦。

    “你离开那里到美国来时，有人在那里照看吗？”

    我说留下了葛莉娜在负责。

    “呵，”厉先生说：“不错，葛莉娜。”

    他说“葛莉娜”的方式，好像是别有用意，可是我却没有领会出来。如果不喜欢她的话，就不喜欢她，他一向都不喜欢她呀。这句话尴尬地停了下来，这时我念头一转，觉得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