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林翠已经回家休养了。她不可能是在单位里得知的。要说有什么同事朋友之类的，特地打电话告诉她有关“让她记忆偏差的铁牛”的事情，则未免有些不合情理。何况我觉得林翠没有骗我，她说的那些数据使她一直记得的，就应该确是如此。

    难道说这世上真有洗脑术，可以任意编排人的记忆？如果有那么被洗脑的是谁呢？是林翠还是……“真理在少数人手中”的惯性思维，让我马上就有些心虚起来。假使这里真的发生过修改记忆的事情，那么从难度上来说修改一个人的记忆自然比修改一群人的记忆容易，但是从修改的内容上来讲，“把现有的抹去”比起“凭空制造出新的，而且还和‘未发现’的事实相符”来，又要简单得多，也符合逻辑得多。

    想到这里。我发现我的思维已经有些混乱起来，或者说思维本身并无差错，但是心理上算恐惧阻止我再朝这个方向想下去。当然，这样的“心理分析报告”也是事后才给自己做的。当时让我停止探究这个问题的表面理由挺简单；林翠已经神智不清了，情绪不稳定，我可不能陪着她一起瞎搅和。

    这样一想，就自然而然地给一切找合理解释；一定是某个同事告诉林翠有关铁牛的数据（至于他/她为什么这么做是个谜，但我不打算解开它），而林翠却把这说成是她十年前就知道的（至于她这样做是故意骗我还是真的脑子出了问题，也是个谜，解开它……得看可行不可行）。

    我定了定神，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林翠重复了一遍我和俞建国说过的猜测：由于我们管理记忆的大脑部分是不是地会发生点小问题，偶尔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第一次碰到的事是以前经历过很多次的，或者当下的事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

    当我开始说这段话的时候，林翠一听到我“循循善诱”的语气就显露出失望的神色，我不加理会，尽量把自信体现出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代表人类的理性在和林翠对话，我没有理由不这样振振有辞。林翠的眼睛里一直有泪珠在闪动，一副受了莫大委屈的表情，几乎让我心软，想对她说：好，我相信你，你说的我都相信。但是理性告诉我这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有可能会让她在错误里越陷越深。于是我只好尽量在严肃和和善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然而林翠还是很快从失望变成了绝望，当我问她“你仔细想想，林翠，数据是谁告诉你的？你早上有没有接过电话？……”的时候，她已经压抑不住情绪，歇斯底里的叫起来：“你也不相信我？！你也觉得我脑子有病是吗？！”

    我赶紧解释：“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人的大脑也好像机器，总会发生点小故障的。你最近又受了外伤，可能也影响到……”

    林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客厅右侧的一扇门，我都来不及看清那究竟是不是她的卧室，只看到房门上留下的一个破洞，应当是被人用拳头砸破的——大学里有过喝醉酒砸坏寝室门的经历，因此我对这种痕迹不陌生，只是没想到林翠也有如此暴力的一面。

    后来发生的情况就好像任何连续剧里都会有的场景一样了，我在门外轻敲房门，苦口婆心劝说无用，她在里面死不开门，并一口一个“你走啊！”说实在的自从和大学里的女朋友分手以后，我就再没经历过这场面。按理我应当一笑离开，主人都躲起来了，客人没道理那么不识趣。但是这时候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很担心她会做什么傻事。仍然执着的敲着房门，直到林翠终于用哭完以后比较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对比起，那多，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如此情况下我当然不好去找太平斧，只能悻悻离去，高喊一嗓子“林翠，我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把铁门关得震天响，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