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

    “这倒是真的，”艾博同意，“差不多一年前伦敦有个罗马尼亚人就这么死去，在他之前几星期还有一个。两个案子缩小侦察范围后都指向该隐。”

    “缩小范围不等于证实，”曼宁上校反对，“他们是高层政治叛逃者，可能是克格勃干的。”

    “也可能是该隐，这对苏联说来风险小得多，”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说。

    “也可能是卡洛斯。”吉勒特又说，声调高了起来，“卡洛斯和该隐都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都是谁雇他就为谁干。为什么每次发生重大凶杀事件我们总归咎于该隐？”

    “每次我们这样做，”诺顿回答，一副高高在上的神色，“是因为彼此并不相识的告密来源不约而同报告了同样的情报。报告者彼此毫无所知，所以几乎不可能串通一气。”

    “这一切都太过于巧合。”吉勒特不以为然。

    “再说布鲁塞尔，”上校插嘴说，“如果是该隐，为什么他要杀罗苏马兹的一个经纪人？他利用过他。”

    “隐蔽的经纪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纠正说，“据向我们通风报信的人报告，原因很多。这个人是个窃贼，不是吗？他的大多数客户也是，他们不能提出控拆。他也许欺骗了该隐，如果他真这么干了，那必定成为他最后的一笔交易。或者，他可能愚蠢到去猜测该隐的身份。哪怕只是有此暗示，都会招来一针。也可能该隐不过是想埋藏他目前的踪迹。无论如何，这些情况加上消息来源，说是该隐没多少可怀疑的。”

    “到我澄清了苏黎世的情况之后会有更多可怀疑的，”曼宁说，“我们可以开始这篇摘要了吗？”

    “请等一等，”戴维·艾博一边点烟斗，一边慢吞吞说，“我想我们安全委员会的同事提到了六个月前发生的与该隐有关的事。或许我们该听一听。”

    “为什么？”吉勒特问，无边眼镜玻璃后面的眼睛象猫头鹰似的，“从时间看来这事同布鲁塞尔或者苏黎世没有关系。这一点我已提到过了。”

    “是的，你提到了，”一度力量可畏的特务“和尚”同意，“但是，我认为任何背景资料了解一下都有用处。象你说过的，我们可以回过来再看看那篇摘要，它就在我们面前。如果关系不大，我们可以接下去谈苏黎世。”

    “多谢，艾博先生，”上校说，“你们会注意到，十一天前有四个人在苏黎世被杀。其中一个是林默河边停车场上的守夜人。可以推断他与该隐的活动无关，只是撞上了而已。另外两个在城市西岸一条胡同里被发现，从表面上看是相互没有关联的谋杀，可是又出现了第四个被害者。这人是与胡同里那两个死者都有关系的——这三个人都是苏黎世慕尼黑地下社会的人，而且毫无疑问与该隐有关。”

    “那是歇奈克，”吉勒特说，一面看那篇摘要，“至少我假定那是歇奈克。我记得这个名字，在该隐的某份档案里看到过。”

    “没错，”曼宁回答，“第一次是十八个月前出现在G-2的一篇报告上，一年之后又出现了一次。”

    “那就是六个月以前了，”艾博轻轻插了一句，看着吉勒特。

    “是的，先生，”上校说，“如果世上确有什么所谓人类的渣滓，那就是歇奈克。二次大战期间，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军人在达豪当差，能讲三国语言，是集中营里最残酷的审讯官。在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之前，他总要残酷折磨他们，逼取——以及制造——达豪的指挥官想要听到的‘控告情报’。他毫无止境地巴结上司。因此那批暴虐色情狂竞相争功邀赏，可他们不知道他也把他们一个个记录在册。战争结束他逃走了，被没有挖出的地雷炸掉了双腿。可是靠了在达豪设施勒索的钱财仍然过着很不错的日子。该隐找到了他，用他做凶杀收款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