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办法是把两页纸沿边儿粘贴在一起，然后在中间挖出一个方洞，从那儿将X光片塞进去，这样你就可以拿起来照着光亮看个透彻。X光片之后是住院账单收据，医生账单收据，护士账单收据。信不信由你，他头上挨的一击花了他322元钱。

    “是不是很漂亮？”

    “很棒，都在这儿，正合适。”

    “当然，还没做完，我会把它涂成红、白、蓝三色，弄得漂漂亮亮的。你看。”

    希腊人让我看了他已经涂得花花哨哨的两页。他用墨水涂出了花体字母，然后加上红、白、蓝三种颜色。在入国籍证书的上方，他放了两面美国国旗和一只鹰；在希腊军队那张照片的上方，他放了一些带十字的希腊国旗和另外一只鹰；在他结婚证书的上方，他放了一根细枝，上面有两个斑鸠。他还没有想好在其他东西的上方放什么，但是我说在剪报的上方，他可以放一只猫，尾巴向外喷出红、白、蓝三色火焰，他说这主意很不错。不过，当我说在洛杉矶县执照的上方，他可以放一个红头美洲鹫，手握两面拍卖商的旗，上面写着“今日拍卖”字样时，他却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要给他解释清楚，看来也实在不值得花那时间。不过我最终还是弄明白了他为什么打扮得如此漂亮，井也不像过去那样往餐厅端菜了，一举一动都很了不起的样子。这位希腊人前些日子头盖骨破裂了，像这种事对于他这样的笨蛋来说并非天天发生。他就像一个移居美国的南欧人，开了一家药房，一旦拿到上面写有“药剂师”并盖有红印的那东西，就穿上灰色套装，背心上还带有黑边，感觉十分了不起，以至于拿不出时间来配药，甚至连巧克力冰淇淋汽水都不沾。这位希腊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原因是相同的：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得以和科拉单独在一起。希腊人上楼洗澡去了，剩下我俩在厨房里。

    “你一直在想我吗，科拉？”

    “自然。我不会这么快就把你忘了。”

    “我常常想起你。你好吗？”

    “我？我还好。”

    “我给你打了两次电话，都是希腊人接的，我害怕和他讲话，于是便扣了。我赚了些钱。”

    “哎呀，你过得不错我真高兴。”

    “我赚了钱，可后来又弄丢了。我原以为咱们可以用这笔钱开个头，可我却把它丢了。”

    “我发誓，我不知道这钱哪去了。”

    “你真的想我吗，科拉？”

    “真的想。”

    “从你的样子看不像。”

    “要我看，我的样子没什么不妥。”

    “你能亲我一下吗？”

    “咱们很快就要吃晚饭了，如果你想洗一洗的话，最好准备好。”

    她对我就是这个样子，整个晚上都是这个样子。希腊人拿出了一些甜葡萄酒，唱了好几首歌，我和科拉就坐在一边。就她而言，我不过就是个曾在店里打过工的伙计，而她连我的名字都不大记得了。我一生中还没见过有谁回家会受到如此冷淡的欢迎。

    到了该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让他俩先上了楼，自己则来到外面，试图想清楚是留下来看看能否和她重新相处，还是一走了之并试着把她忘了。我走了很长一段路，不知道走了有多久，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不过，不久我便听见店里有人在吵架。我开始往回走，走到跟前时，听到了他俩正在说的一些话。科拉在拼命叫喊说我必须离去，希腊人则在咕哝着什么，很可能是想要我留下来继续干。他试图让她住口，但我听得出，她高声喊叫是为了让我听见。如果我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而她以为我是呆在那儿，我会听得很清楚的。即使是在我此时呆的地方，我也能听见不少。

    接下来吵闹声便一下子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