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始于柏林墙。

    要不是因为柏林墙，塞西莉亚永远不会发现那封信，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餐桌旁，强忍着打开它的冲动。

    信封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正面有蓝色圆珠笔潦草写下的一行字。笔迹那么熟悉，熟悉得像是塞西莉亚自己写下的。她将信封翻过一面，看到信封背面已用黄色胶带封好。这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几年前？无从确定。感觉已经很久了。

    塞西莉亚不打算将它打开，很显然她不应该那样做。塞西莉亚可是天底下最固执的人，既然已经决定了不打开它，那就没必要再想。

    然而说真的，她打开了信又怎样呢？有什么大不了的，换做任何女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把信打开。塞西莉亚在心里列举出自己的朋友，想象着她们可能给出的建议。

    米利恩·欧本：“没错，打开它！”

    艾丽卡·埃及克里夫：“开什么玩笑？现在就打开啊！”

    劳拉·马克思：“没错，你应该打开它，还应该大声地把信的内容读给我听。”

    莎拉·萨克斯。其实没必要问莎拉，她永远做不了决定，总是紧皱眉心纠结着各种选择，就连要杯咖啡还是要杯茶的问题都能让她思考上一分钟，然后回答：“咖啡！不，等会儿，还是来杯茶好了！”这个问题也不会例外。

    马哈里亚·拉马钱德兰：“绝对不行！这样做太不尊重你丈夫了，你可千万别打开。”在道德是非方面，马哈里亚有着自己的严格标准。

    塞西莉亚把信留在桌上，起身去烧水。

    该死的柏林墙，该死的冷战，还有那个40年代日日盘算着怎样对付那帮忘恩负义的德国佬的家伙。好吧，管它是哪个年代，总之，那家伙有一天打个响指便生出了个新点子：“好家伙，我知道怎么办了！不如我们造一堵又高又大的围墙，把那帮坏家伙围进去！”

    好吧，权当那家伙没操着一口英国军士长的口音。

    假如以斯帖知道是谁想出了建造柏林墙的点子，多半会连他的出生日期一起告诉你。一定是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想出这么残忍的法子，如此愚蠢却还算得上有效的法子。

    这算不算性别歧视？

    她灌好水壶，打着火，用纸巾擦干水槽里溅出的水滴，把水槽擦得发亮。

    孩子学校里有位母亲，她的三个儿子和塞西莉亚的三个女儿差不多大。上个礼拜节日委员会开会前，她曾说塞西莉亚有丁丁点点的性别歧视。塞西莉亚记不清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只当她在说笑。无论怎样，难道女人就不能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性别歧视吗？像过去的男人对待女人那样，他们已经亏欠女人太多了。

    也许她真是个性别歧视者。

    水已经烧开了。塞西莉亚搅拌着一杯格雷伯爵茶，看着墨汁般的黑色茶水打转。这世上还有比性别歧视者更糟糕的人。比如，那些说“丁丁点点”时就会做作地把手指捏在一起的人。

    塞西莉亚望着杯里的茶水叹了口气。这时候要来杯酒才好，可她得为大斋节忌酒，还有六天才可以结束。塞西莉亚有瓶上好的设拉子葡萄酒，就等着复活节那天打开呢。到时会有35个大人和23个孩子来吃午饭，因此她可得把酒好好留着。在款待设宴方面塞西莉亚可是老手，复活节，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她都会摆上宴席。鲍·约翰有五个弟弟，全都结了婚生了孩子，所以宴会那天一定会拥挤。提前计划是关键。精细周密地计划。

    塞西莉亚端起茶杯又将它放在桌上。为什么非得为大斋节忌酒呢？在这个问题上波利更聪明，她所忌的不过是草莓果酱。一直以来波利对草莓果酱都没什么长久的兴趣，可现在她却总是站在打开的冰箱前渴望地盯着它们。这就是节制的力量。

    “以斯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