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头扎向他瘦骨嶙峋的身子，险些把他撞倒在地，口中尖叫道：“马克西姆？马克西姆？我真不敢相信是你！”

    接着，我意识到了什么，急道：“赖莎呢？赖莎怎么样了？她也和你一起被送来这里了吗？告诉我她没事，马克西姆。请告诉我她没事好吗？”

    马克西姆竭尽全力才将我从他的身上推开，使我待在一臂的距离之外，惶急地制止我的喧哗，目光不安地四下逡巡。他转向其他罗马尼亚的同伴，小声地说：“没事的。她不是纳粹的探子。这位是安卡？帕苏克拉塔，她的父亲是彼德？博格丹，就是今年被处决的那位罗马尼亚抵抗组织的领袖。我来跟她谈谈。你们先走吧，想办法拖住囚犯头，我会尽快和你们会合。”

    随后又是一阵激烈的交谈，夹杂着各种不同的语言。马克西姆先后用罗马尼亚语，俄语和波兰语对他的同伴们解释。另一个人把他的话翻译成了第四种语言，也许是匈牙利语。然后他们开始陆续离开营房，边走边向我投来不安的目光，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等到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马克西姆把我拉到了窗边的位置，这样他能时刻警惕外面的动静。

    “原谅我，安卡，要是我唐突无礼又表现得很不友善，请你体谅。我并没有恶意，你知道的，可要是你在这里被抓住了，那么你和我，为了杀鸡儆猴还会算上其它更多的人，今天就会被拉到”黑墙“底下去。现在快告诉我，孩子，你是怎么溜进我们这个监区的？”

    我试着解释，却说得断断续续，语无伦次。我想询问赖莎，我最好的朋友的消息，当然，还有妈妈的，可我急切的话语只让他听得一头雾水。

    我又问了一遍，向他索要答案。关于赖莎的情况，她还好吗？

    他说：“安卡，我还指望你能告诉我呢。你难道没有在女牢房看到她？”

    他是抱着希望问我的，因为他很自然地以为我就是从女牢房跑出来的，可我只能让他失望了。“我们还没找到那么远，马克西姆。我们……”

    这事根本无法解释清楚，而且我怀疑，就算我试着解释他也不会相信的。

    “我们才刚到这里。我妈妈被送到这儿来了，我们是来找她的。”我又问道，“马克西姆……她在这里吗？你知道吗？”

    马克西姆牵起我的手，试图用这种方式给我一些安慰，我意识到他要告诉我的是个坏消息。我努力让自己做好准备。

    “安卡，自从你们离开梅吉迪亚后，我就再没见过你的母亲了。但这并不代表她不在这里。也不代表她没有好好地活着。这里有上千，也许有上万名囚犯。可是这里也有死亡。”

    他犹豫起来，似乎不愿再讲下去了。

    “斑疹伤寒在这里传播地很厉害，孩子，尽管那也算是一种仁慈的解脱。”

    他让自己打住了，望着我的眼睛，这才接着说：“死亡无处不在，安卡。我很抱歉，但盲目给你希望是不公平的。”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想知道更多，也需要知道更多。

    “我们已经来这里大概三个月了，安卡。有一天晚上，我们被人从自己家里拽了出来，就在你们一家被带走之后不久。我们的驱逐背后没有什么光荣的原因，只因为我们的俄国血统，纳粹就认定我们会不老实，因为到处都在谣传苏联红军正在东线战场上节节取胜。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当时就杀了我们，一劳永逸。总之最后，我们被塞进了运牲畜的车厢，拉到了波兰来。”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他所说的。

    “我一开始是被送到了特雷布林卡，但现在那里已经关闭了，他们在苏联红军逼进的时候把它一砖一瓦地捣毁了。赖莎和她母亲直接被送来了奥斯维辛。我曾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了，可就在大约一周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