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权力，采取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行动。他是一名侦查人员，他希望去调查。他对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最终被捕一点也不怀疑，他只是需要证据；而不仅仅只是推测。简而言之，他希望拘捕他时能够做到问心无愧。

    里奥负责白天的监视行动，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对嫌疑人进行跟踪。连续三天，他没发现任何异常迹象。这名嫌疑人工作、外出吃午餐，然后回家。简而言之，他看上去就是一名合格的好公民。也许正是这种看似无害的表面现象迷惑了里奥的判断力。今天早上，当他被盛怒的库兹明拉到一旁，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费奥多·安德列夫的情况——意外身亡的男童以及家属歇斯底里的反应——并命令他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时，他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只是默然接受。事后看来，所有这一切是多么荒谬。当这个嫌疑犯在潜逃、嘲笑里奥的时候，他正在和家属们交谈，在哄劝孩子，想起来就让人沮丧。委派继续监视的那名工作人员竟然愚蠢地以为兽医诊所一整天都没有一个顾客光顾。直到傍晚，这个工作人员才发现有点不对劲，假装成一名顾客走进诊所，结果发现整个诊所空无一人。后面的窗户被撬开，嫌疑人早就逃跑了，极有可能早上抵达诊所没过多久之后就跑掉了。

    布洛德斯基不见了。

    当里奥听到这几个字时，他感到一阵难受，他就在家里与库兹明少校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在里奥终于找到犯罪证据之时，犯罪嫌疑人却跑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导师似乎很满意。这个叛国者的行为证实了他的理论：他们的工作就是不信任。如果一项指控只有百分之一的真实性，那么宁愿相信整个指控都是真的，也不要忽略了它。里奥接到命令，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抓到这名叛国者。里奥不吃不睡也要抓到这个人，他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让这个人锒铛入狱——按照库兹明沾沾自喜的说法就是，他早在三天前就应该被关进监狱。

    里奥擦了擦眼睛，他愁肠百结。说好听点，他这是天真，说难听点，就是无能。他低估了对手的能力，胸中突然涌出一股无名怒火，他真想踹一脚那张四脚朝天的桌子。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已经被训练得喜怒不形于色。一名下级军官匆忙走进屋内，也许是迫切地想要帮忙，以表忠心。里奥把他打发走，他只想一个人待会儿。他稍作冷静，盯着已经覆盖全城的雪地发呆。他点起一根烟，朝窗玻璃上吐了一口烟圈。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嫌疑人一定是看到有人跟踪，然后才计划潜逃的。如果他烧毁文件，这表明他迫切地想要隐藏与自己间谍活动或目的地有关的资料。里奥认为布洛德斯基已经制订一套潜逃计划以及一条逃出这个国家的路线。他必须要找到这个计划的部分证据。

    邻居是一对七十多岁的退休老夫妇，他们与儿子、媳妇以及两个孙子住在一起。一家六口人，只有两间房间，这并不常见。这六个人全部肩并肩坐在厨房里，一位下级官员站在他们身后，以示威胁。里奥可以看出，他们知道自己由于另一个人的罪行而全部受到牵连，他能够看到他们的恐惧。他马上将眼前看到的一幕摒除脑外——他已经为自己的多愁善感而犯过一次过失了，他走到桌前：“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一个叛国者。如果你们以任何形式帮助他，甚至什么都不说，都会被视为是共犯。你们的压力是如何证明对国家的忠诚，而你们有没有罪对我们来说构不成任何压力。现在，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那位长者，也就是祖父，无疑是一位精明老练的幸存者，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全部供述出来。他模仿里奥的语气，字字斟酌，表示这个叛国者那天早上去上班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他拿着和平时一样的公文包，穿的衣服与戴的帽子也和平时一样。这位祖父不希望给他们留下不合作的印象，于是提出这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