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斯特洛夫坐在沙滩上，将脚趾埋在沙里。这片沙滩深受附近城市罗斯托夫顿居民的喜爱，该城距离这里大概四十公里左右。今天也不例外，沙滩上人群熙攘。好像该城的居民全部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漫长的冬季让他们的皮肤都失去血色。他能从这些人的体型猜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吗？体型较胖的人也许是某号重要人物，不是工厂管理人员，就是国家安全部高级军官——不是拿脚踹门的那种，而是在表格上签字的那种。内斯特洛夫尽量不与他们的视线接触。他只关注自己的家人，他的两个儿子正在浅水里嬉戏，他的妻子就躺在他身边，侧着身在睡觉——双眼紧闭，两手插在脑袋下方。乍一看，他们似乎非常满足：完美的苏联家庭。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放松下来——他们在度假，驾驶的是官方民兵用车，用的是国家燃料券，这些都是对他成功、谨慎、有效地处理两桩谋杀案件调查工作的奖励。他们让他放松放松，这是对他的命令。他在脑海中重复着这些话，仔细咂摸话中的讽刺意味。

    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的审判持续了两天，他的辩护律师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根据法律程序，被告方只得依靠原告及律师所使用的相同的专家证词。他们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证人。内斯特洛夫不是律师，无须理解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在巴比尼奇的案件中，这名被告必须在检察当局没有安排证人的情况下证明他的“精神失常”。由于379医院没有精神病医生，检察当局挑了一名没有经过任何特殊训练的专家来做鉴定。这名医生声称，他认为瓦尔拉姆·巴比尼奇能够明白是非之间的差别，知道谋杀是不对的；被告的智商诚然有局限，但足以理解犯罪的概念。毕竟，他在被逮捕的时候说了一句：

    我遇到大麻烦了。

    被告别无选择，只得再传上同样这位医生，试图提出不同观点，但瓦尔拉姆·巴比尼奇被判定有罪。内斯特洛夫收到一封打印信件，信件内容确认子弹穿过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后脑勺，他双膝跪地而亡。

    提亚普金医生的案件所花时间较少，几乎不到一天。他的妻子出庭作证，说他具有暴力倾向，描述他的病态幻想症状，声称她之前没有提出来的唯一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不保。证词内容换来的结果是她被调到乌克兰的一个城镇——沙赫蒂，在那里，她可以不用继续活在丈夫的污名之下。由于出了沃瓦尔斯克镇，没有人听说过这起犯罪，她因此也无须改名换姓。

    随着这两桩案件的尘埃落定，法院以反苏行为对将近两百个人进行诉讼。这些同性恋者分别被判五到二十五年苦役。为了尽快处理这么多案件，法官根据这些人的雇用记录、拥有几个孩子以及最后根据他们指称的性伴侣数量来制定判刑方法。如果是党员，则被认为与被告身份不相符合，因为他们让党名誉扫地。他们的觉悟本来应该更高，因此被剥夺党员身份。尽管开庭程序枯燥反复，内斯特洛夫自始至终都陪着这两百名被告，一直挨到最后。在最后一个人被判刑之后，他才走出法庭，发现地方政党官员都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接下来一两个月之内，他就会拥有新公寓了，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就算不是，年底应该没有问题。

    在审判结束的几个晚上，当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说，他迟早会答应帮助里奥；她希望他能义无反顾地干到底。他难道一直在等她同意吗？也许如此。他不仅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而且还会赔上全家人的性命。这还不是提问或调查时出现的技术问题，而是单独行动。独立行动始终都是在冒险，因为这暗指了国家设置的结构是不成功的，意味着他个人能完成的事情是国家所做不到的。但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不动声色地开始调查工作，从与同事之间的谈话中做一些随意的调查。如果他发现并没有类似案件，没有其他儿童被谋杀，那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