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理由相信由他促成的残酷惩罚就是公正适当的。尽管他不信任里奥，对里奥鼓动起来的怀疑氛围感到愤慨，但他无疑假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的工作有意义吗？或者它只是一个谋生手段？想要生存下去，这并无羞耻可言——大多数人的职业就是如此。但这是否就足以让人卑鄙地活着，甚至无需一点自豪感，无须为某个目标而服务？

    在过去十周里，内斯特洛夫都是独自行动，不与里奥讨论或合作。由于里奥一定处在监视当中，所以他们之间接触越少越好。他所做的就是草草给里奥写了一张字条——我会帮你的——其中包括马上毁掉字条的指示。

    想要获得地方犯罪卷宗并非易事，他打了电话，也写了信。在这两种沟通形式中，他只是轻描淡写地顺便提一下这事，夸一夸自己部门迅速破获两起谋杀案的效率，目的只是想要激起他们类似的夸耀。渐渐有了回信之后，不当班的时候他就乘坐火车去拜访了几次，和他的同行们见面，把酒言欢，相关案件还没说上两句，就开始大聊特聊别的事情去了。对于收集信息而言，这显然是最没效率的途径。喝了三小时的酒，有用的谈话可能只有两分钟。过了八周，内斯特洛夫还没挖掘出一桩未破获的犯罪案件。这时，他将里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里奥走进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内斯特洛夫在他进门之前，往过道里看了又看，然后锁上办公室门，手伸到办公桌下面。他拿出一张苏联地图，在办公桌上摊开，用书压住地图的四个角。然后，他又抓起一把大头针，将两颗大头针插在沃瓦尔斯克，两颗插在莫洛托夫，乌亚特卡两颗，高尔基两颗，喀山两颗。这些大头针将一排城镇连接起来，正好与从西开往莫斯科的铁路线重叠在一起。内斯特洛夫没有去莫斯科，有意回避那里的民兵，他担心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在做什么调查。至于莫斯科以西，他的信息收集工作相对没那么成功，但他发现在特维尔可能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再往南走，他在图拉城插了三颗大头针，奥勒耳与贝尔格拉德各两颗。现在进入乌克兰，他拿起大头针盒，往手心里倒了至少二十颗大头针，继续在地图上插放这些大头针：哈尔科夫与格罗夫卡各三颗，扎波罗杰四颗，克拉玛托斯基三颗，基辅一颗。离开乌克兰，在塔甘罗格插了五颗，最终在罗斯陀夫及附近插了六颗。

    内斯特洛夫理解里奥的反应——简直目瞪口呆，在收集信息的过程当中，内斯特洛夫也经常出现类似反应。一开始，他试图忽略其中的共性：孩子嘴里都塞有磨碎的物质——不论军官们将之称为污泥或泥土，被肢解的躯干。但这些共性实在太突出：脚踝处都有细绳，都是赤身裸体，衣服都堆放在一段距离之外。案发地点不是在森林就是在公园，通常都靠近火车站，从来都不是入室或室内犯罪。即使有些案件发生在五十公里之内，但城镇之间没有保持任何沟通。在这些大头针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关联。

    这些案件都以对酗酒者、盗贼或强奸犯等人的控诉为结束，对于这些社会不良分子，罪名容易成立。

    他算下来，一共发生了四十三起类似案件。内斯特洛夫伸手从盒子里又拿了一颗大头针，将它插在莫斯科的中心，让阿尔卡迪成为第四十四个孩子。

    内斯特洛夫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脸压在沙子上，嘴巴微张。他坐起来，将脸上的沙子擦干净。太阳已经躲到云层背后，他在沙滩上找寻自己的孩子，大伙儿都在嬉戏玩耍。他七岁的大儿子埃菲姆正坐在水边，但只有五岁的小儿子却不见了。内斯特洛夫转身看妻子，她正在切腌肉，准备他们的午餐。

    “瓦迪姆去哪儿了？”

    伊内莎抬眼张望，马上就找到了他们的长子，但却没看到小儿子。她站起来，手里还拿着那把刀，转过身去，在她的身后寻找，还是没有看到。她放下刀，两人都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