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身为国家安全部侦探，伊万的死立即就被定为谋杀，这一定是由反体制分子、反苏联分子所犯下的暴行。罪犯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因此应该马上展开全面合法的调查工作，没有欲盖弥彰的必要。对里奥和瑞莎来说，幸运的是伊万一定树敌太多。这个人的一生都在出卖好奇的平民百姓，用审查材料吸引他们，就像捕猎者用诱饵吸引猎物一样。审查资料一直都是国家向他提供。

    离开公寓之前，瑞莎拿走了名单，将名单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里奥匆忙将案件材料收好，他们不知道国家安全部接到伊万的电话之后，会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反应。他们打开前门，跑下楼梯，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情绪已接近平静。他们走到街道尽头时回头望了一眼，地下工作人员刚好走进公寓大楼。

    在莫斯科，没有人相信里奥和瑞莎回来过，他们不是直接嫌疑犯。就算负责调查的军官想到这点，他如果与沃瓦尔斯克镇地方国家安全部确认，会发现他们当时正在山区度假。这个借口可能会成立，除非有目击证人证明一个男人和女人曾经进过这栋公寓大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要对他们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做进一步周密调查。但里奥知道，所有这些事实都微不足道。就算没有证据，就算他们真的去山区度假，这次谋杀也会成为逮捕他们的托词。这与证据完全无关。

    在目前这种处境下，想要去看他的父母，纯粹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但开往沃瓦尔斯克的列车要到凌晨五点才开，更重要的是，里奥认为这可能是同父母的最后一次见面机会。尽管离开莫斯科之后，他一直没有和父母联系，对他们的下落也不太清楚，他在几周前才弄到他们的地址。知道国家各部门有意独立操作，里奥感觉到向住房部门打听史蒂芬与安娜的问题，请求就有可能不会被转交到国家安全部那里。为了以防万一，他报了一个假名字，装出一副履行公事的模样，并问了好几个名字，其中包括加琳娜·莎波利娜。尽管其他所有的名字都没有找到，但他还是成功找到了父母的地址。瓦西里也许一直在期待这样一个努力，实际上，他甚至可能下令公开这个地址。他知道在流放过程中，里奥的弱点就是他的父母。如果他希望看到里奥违抗命令，他父母就是完美的陷阱。但在四个月当中，他父母似乎不太可能都处于长期监视当中。他父母被迫与之共处一室的那家人似乎更有可能兼当告密者的角色。他必须在没有其他人看见、听见或知道的状态下去见他的父母，他父母以及他们自己的安全都取决于这次行动的秘密性。如果他们被抓获，他们就会与伊万的谋杀联系起来，他们全家人都会是死路一条，也许甚至在天亮之前就被枪决。里奥准备要冒这个风险，他必须要与父母道别。

    他们按照地址找到那里，房子还是革命前的老房子——用一些脏床单分割成上百间小公寓。这里没有舒适的环境，没有自来水，没有室内洗手间。里奥看到从窗户里伸出管子，将炉子里的烟雾排出来，这是最便宜、最肮脏的暖气设备。他们从一个安全的距离仔细观察这栋建筑，蚊子落在他们脖子上，他们一个劲地拍打皮肤，手上沾满点点血迹。里奥知道，无论他在这里站多久，他都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个陷阱。他必须进去。他朝瑞莎转过身去，还没等他开口，她就说话了：“我在这里等你。”

    瑞莎自觉羞愧。她信任伊万；她对他的态度只基于他对书籍和报纸的收集，他对西方文化的沉思，他声称要帮助将持不同政见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偷渡到西方的计划。谎言，全都是谎言——有多少作家和反对政府的人受到陷害？他焚毁多少手稿，以至于这些手稿在这个世界上绝迹？他指挥秘密警察逮捕了多少艺术家与自由思想家？就因为他明显不同于里奥，她就深深迷恋他。这种不同只是伪装而已。持不同政见者一直是秘密警察，而警察却变成了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