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在巴斯威克丘自家厨房喝咖啡时，车库门上的仿金丝雀门铃声告诉我，婕若尔汀去酒馆吃午餐回来了。接着是汽车门靠上的声音、高跟鞋踩在水泥地板上的声音、门把转动的声音。她猛然地开了门。这么多年在电视中演出，她仍无法抗拒戏剧性的出场。

    这回的出场，等于完全是为她设计的。

    “老天，”她看见我穿着浴袍时，叫道。“怎么了，有什么不轨行为吗？”

    我微笑。既然她幽默感来了——尽管我最近都感觉不到——就值得鼓励。

    “要杯咖啡吗？”

    她点头。脸上虽然没有化妆，仍呈粉红色。她两颊到下巴动过拉皮手术。过去将近十年，英国广播公司的化妆部，负责保持着她年轻漂亮的柔嫩形象，现在那些已成过眼云烟。电视影集不再出现她的的戏份已有两年，但每当你看着她时，总无法忘却康蒂丝的影象。她依旧是个具有惊人魅力的女人，但她的改变也同样是惊人的——这等于血淋淋地说明了，何以多数家庭中装框的结婚相片，不出几年便交给抽屉保管。

    “刚才我还以为你死了。”她告诉我。

    “死了？”

    “我看到西装挂在车库里，瞥见第一眼时，我以为你就在那里。为什么那套西装挂在那儿？”

    “我弄湿了身子，至少长裤湿了。我今天整个浸到水里了，全身衣物都有河水的味道，所以我把它们挂在那儿。”

    “河水？真的？”

    我舀了一匙即溶咖啡放进杯子，把滚水倒入杯内，接着告诉她水坝男孩的故事。我讲完以后，她说：“你那样做可能会淹死的！你可能真的会死！”

    讲得这么确定，她的声音里竟没有一点忧虑。相反的，仿佛有一丝盼望。

    我没有追究。身为一个学文学的人，我知道人类想像力的极限。

    “我不会死的，”我愉快地说着。“和大罗素街的那些鸽子一样，我有不死之身。”

    “鸽子？”

    “你不会全忘了吧？”

    “我不可能忘记。”

    最近，大罗素街的鸽子仿佛成了不祥之兆的小鸟。假如不是我们勉力经营，我们的婚姻可能早已破裂。虽然婕若尔汀已经不再在电视上演出，但我们仍然保留相当程度独立自主的约定。我就算出国研究，也不会期望婕若尔汀同行；而她也会自己出去度假。我们各自有车、床、报纸、书、唱片。她上教堂，我则没有；我们有时各自受邀外出参加晚餐派对。我们的理论是，这样的话，一旦相处，会让相处的经验更加宝贵，因为那是透过选择的，而该当如此。头几个月，不论是性爱方面或是情感上，这方式都行得通。

    在这种自由安排的婚姻里，尽管婕瑞失去“米那家族”的演出之后，她的生活改变了，但不致于影响太大。她演出的收入丰硕，花费非常自由。所以很快地，她便和布里斯托那里的人有了交往，那些人也乐于满足她以前无法享受的社交生活。

    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的各自独立，都在我们能忍受的范围内。但她情绪的起伏、暴怒、指责等，却让我们营造出来的空间产生了隔阂。性生活马虎敷衍，以致我们都必须在半醉的情况下才能完事。彼此之间的谈话，即使在婕若尔汀最有精神、最高兴的时候也显得紧张，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几乎没有交集。她有些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们会令你感到无聊，”她这么说。“再说，老天，你也会让他们感到无趣透顶！”

    我们相处的方式让人不由得猜测我们会以分居告终。

    不过，我并不晓得婕若尔汀的分居意图比我更明确。

    毕竟，我觉得对她仍有责任。那天我们一起坐着喝咖啡时，我随口提起：“今天早上我去做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