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谈的是婕若尔汀·贾克曼怎么了，对不对？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和贾克曼夫妇扯上关系的。假如你们肯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讲，我现在愿意谈一谈，只是，这对我来说，是颇为难的事，因为我不是那种喋喋不休的女人，那种连在超级市场排队结帐时，也忙着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广播给每个人听。天性上我是个要保有私生活的人，这听起来像是会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过，我不会形容自己害羞，我认为那是如同一个五岁女孩在生日派对上把脸藏起来一样的行为。如果说，我不会很自然地向任何人吐露心声倒是比较真实的说法。因为这个缘故，我有时候会被谴责为不友善，或是冷淡高傲。我时常挣扎着要摆脱这种形象，因为，相信我，当变成单亲家庭时，你就必须为了自己和孩子而敢于说话。

    自从我的前夫史瓦莱三年前离开我以后，我开过计程车。你们大概会想，对一个不善社交的人而言，这倒是个特别的营生之计。事实上，选择开计程车救了我，因为在这个背后，我学会了在心里筑起一道保护墙。我听着自己扮演计程车司机时的声音，与人大谈交通、观光客以及收音机听来的日常琐事，但内心很清楚，真正的我离这些行为有好几百万哩远。那些日常谈话没有触动我。不过，总之这种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都只是虚应一场罢了。

    好啦，我们开始说吧。我与贾克曼夫妇认识时，已经放弃开计程车了。我是史坦利·巴库先生的司机——他是真酿麦酒公司的董事。由于那个工作，我才有机会开那辆宾士车，它不是我自己的车子。

    我之所以获得该项工作，是缘于有一个晚上董事巴库先生搭我的计程车从巴斯回他在布里斯托的家。之前，他曾搭过我的车几次，我同他聊过天，发现他相当风趣，能适度开开调情的玩笑，而不叫人倒胃口，是一名女司机能由中年男乘客那里获得的恰当趣味。当时我不知道他是真酿公司的老板，只约略晓得他与巴斯及布里斯托的几家企业有关。再者，我当然看过他那可以俯瞰克力夫墩大学的美丽住宅，所以当他提供这个职务时，我确信他不是在欺骗我。那次开车载他回家之后，他问我平常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星期有多少收入；然后表示，该工作可以给我同样多的固定薪水，而且只开六个白天，晚上不开，公司的车子我可以随时使用，只要确实记下哩程数即可。

    我毫不迟疑便接受了。开计程车可以过活，但非常单调。在那个晚上以前，我都不认为我得以摆脱这种困境。

    当然，你们一定知道，七月的时候，我儿子幸运地从水坝中被救起来。你们可以从葛列格——贾克曼教授——那里听到那件事故。那一天，是我这辈子最忧虑的一天，倒不只是因为马修遭遇的事而已，因为在还没听到马修的事以前，我自己和警方就已经有麻烦了。不是在巴斯，不然你们早该听说了，对不对？

    抱歉，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条理，是不是？但我最好还是告诉你们那天发生的事，因为那天的事与后来的事很有关连。

    那天一早，巴库先生就挂电话给我说他要用车，问我能不能在早上九点以前把车子开到克力夫墩他家。

    像这种情形，通常意味他要去伦敦办事，必须开车送他去布里斯托林园大道搭火车。搭火车去伦敦比开车走高速公路整整快一个小时。可是，那天早上我驾车抵达巴库家时，我发现我不得不改变这个想法。顺便说一下，那天万里无云，看样子会是个大热天。我到了之后，菲律宾女佣带我到屋子后面，我的老板穿着浅灰蓝色短裤、戴太阳眼镜，正平躺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用一顶草帽扇风。四周唯一一个与工作有点关系的东西，是一臂之遥处铺石子地面上的一支大哥大。他挥手示意，要我走去金属椅子上坐下。

    巴库先生的心情与那天的天气挺搭配的。他向我道歉一大早让我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