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认识的安迪是个六十岁的胖男子。当时的情况呢？”

    “他出了屋子，向车子走去，你太太穿着睡衣追了出来，光着脚，她大概心急，根本管不了那么多了。她不要他离开，央求他回屋子。她叫他安迪，大概还说了：‘你要我跪下来求你吗？’之类的话。两人拼命拉扯，最后他推了她一把，开车走了。”

    “德纳亲眼目睹这一幕？”

    “是的。但她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一对情人在吵架。或许多少有点难为情吧，她立刻开车载小马离开。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古柯硷的事，我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那个安迪是她的毒品供应者？”

    戴蒙点头。

    “这是我的推测。可能他以高价要胁，那价钱超过你太太当时所能支付的。”

    “我们得把他找出来。”

    “不容易。假如我还在警察局的话，会把毒品组的人召去处理，他们比较容易找到他。但无论如何，我们得向警方报案。”

    戴蒙的声音可能流露了有点不愿涉入的意思，因为贾克曼立刻接口道：“我们现在的状况不同，这不仅是我们市民的责任，何况德纳还面临了无期徒刑，而那个韦格弗的名声又尚无定论。他业已移交给检方的，摆明了是一件三角恋爱所致的谋杀案，而且有证据支持。这时候他不会希望又与毒品扯上关系，使案情复杂化。”

    “但他也无力阻止。”

    “没错，但他可以淡化处理。我认为我们应该自己来处理。这是有利于辩方的第一个希望，所以先别把它弄拧了。”

    戴蒙感觉不太舒坦，身为一名资深警官，对任何知情不报的毒品案，不论多么轻微，他一定严加处分。但，身为一名资深警官，他也了解谋杀案的作业方式。档案已经移交给皇家法庭的检察处以后，再出现新的证据，未必能被当做好消息般地欢迎。贾克曼所说的“淡化处理”，具说服力。而且处理车子里程记录簿的失误，至今还困扰着戴蒙，因为，它的遗失引起警方注意之后，他们无疑给了检方一张王牌。眼前这一步棋，何不等到时机合适时才亮出来？

    一如贾克曼说的，由他们自己进行追踪的话，一定困难重重，但缘于一份训练良好的记性，戴蒙有个可行的开头。

    “把时间拉回头几个月。你还记得与我一起过滤你太太地址簿的事吗？我很确定我们没有注意的那些姓名里面，有个安迪。”

    “对呀！因为当时在我看来那个名字不具什么意义。”

    “簿子上没有地址，只有电话，假如能拿到那个电话号码的话……”

    “马上行动！”接着，贾克曼的表情变了。“但那本地址簿一定还在警方手中。”

    “辩方律师可以要求调阅，他们不能拒绝，这是合理的要求，而且也不用说明要找什么。”

    “我马上打电话给席东斯先生。”

    太简单了！就戴蒙素爱嘲讽的心理看来，太过简单的事等于在警告他：你真心想要的东西，不可能得来不费吹灰之力的。律师席东斯立刻前往巴斯总局见到了约翰·韦格弗，取得那本地址簿。不到一个小时，贾克曼便拿到安迪的电话号码了。

    试着联络时，重重阻碍来了。接电话的是亚洲人的腔调。这支电话是布里斯托市圣保罗区的一家印度餐馆，餐馆的人不认得任何名叫安迪的人。好不容易才得知，这家餐馆今年一月才开张，是由一个关闭了两个月的空屋子改装成的，而在空屋子之前，原地点曾经是一家男理发厅。

    戴蒙顺利地找到承办房地产转移的仲介代理商。戴蒙向他问起安迪时，对方不大高兴，他必须接听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询问电话。理发师不叫安迪，而是叫马利欧，马利欧已死于圣诞节前的流行感冒。仲介代理商还推断，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