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打我。我不能表现出一丝的不安和困惑，尽管这才是任何一个处在我这样情形下的人应有的情绪，我想肯定很快就会有人比我更应该有这种情绪的。但是我越想那场谋杀，越想那之后我度过的日子，那种当时不安的感觉就越明显。

    第二次审问一开始，我就知道，除了我上次的故事，肯定他们又已经搜集到了一些别人的故事。那天白天和晚上所有那栋楼里忙碌的人们的故事都肯定被搜集了起来，被拆分，又串在一起，用来发现真相，测出准确的作案时间。

    我能想到，在他们把案发现场封锁后，那里肯定堆满了人，警察就会开始不断地敲开大家的门，不断地问问题，甚至会跪在草地上，仔细地，小心地检查每一寸草，或者是潜到湖底去寻找任何有关的线索。现在审问室里他们知道的那些不是我的故事，就是通过他们在我们酒店里搜到的，在我们伦敦住所里搜到的东西和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我都能感觉到，审问我的那个人，试图把他们已下的结论丢给我，像喂宠物似的，然后检测出我的答案与他所想知道的是相反的，用这种方式，让我自己说出是自己犯下的罪行。他还真弄出了几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劝我说我的回忆真的出错了。

    而我对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简洁。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不会告诉我已经审问了哪些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将询问些什么人，甚至都不会告诉我他们已经逮捕了哪些人。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怎么处理的瑞秋的尸体，被带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除开头部，还有其他地方受伤了。

    那一刻，我知道我会永远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渴望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于是我自己问出了口：“我就想知道，有人和她待在一起吗？就这点。就想知道她那晚在哪儿，她是自己离开的，还是有人陪着？”

    其实在这次审问之前，我一个人待在牢室里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她可能已躺在城市另一端的某个小屋子里，等待着被解剖、称重、测量、拍照，然后每一部分都还会被送上无标记的货车，再去测量一遍。

    审问的人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在他们走后，讨论分析了我的答案后又回来了。那时差不多已经接近傍晚时分了，他们的立场好像发生了改变，比较倾向我了。尽管只有一点点，但是足够让我相信，也许有可能，到我两周关押结束时，我不再会是他们的首要嫌疑人，而有可能成为主要证人。

    从律师告诉我的和哈利第二天早上告诉我的来看，我能被释放，肯定是要感谢哈利的。

    就在他跟我和瑞秋道别之后，我们正准备走出那道小门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同一时间，他也从另一个方向走回自己的房间，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回去收拾些东西，不然的话，还可以送我们去路边拦个出租车，一起回他伍德斯托克路的房子，所以我们只好自己走回圣吉尔斯路的酒店了。

    但是，在他正要回屋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主意，跟在了我们的后面，但是是看不到我们的，他直接去老图书馆了。

    好像是在席间，瑞秋问了他一个问题，而他没有答上来，而瑞秋觉得有些惊讶，还有哈利不知道的问题，哈利觉得挺尴尬的。

    哈利对这个也有点敏感，又不愿意作无根据的假设，于是他想要直接去图书馆找问题的答案，还想着能直接把答案写在卡片上，放到我们的酒店，这样，瑞秋起床吃早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问题的答案。

    律师告诉我，瑞秋问的是一个有关于诗人的问题。

    那晚，我没有听到瑞秋问哈利问题而他没有答上的事。

    整个晚上，我都一直被坐我另一边的女人拉着讲话，她告诉我等我接下来去纽约的时候，应该去些什么地方，在去之前，应该先看些什么。

    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