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侠”字，在中国由来已久。

    “武”与“侠”本就分不开，几千年前韩非子为“侠”定性，写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武力本身是最直接的力量，朝廷和统治者拥有唯一合法武力，相对来说古代侠客的定义，就是私下以武力行事者。

    法家韩非此语，对法度以外的侠者深痛恶绝。《汉书》虽也欣赏侠者“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但同时指控他们私下了事，窃夺了国家的生杀大权，“罪已不容于诛矣”。可见在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属于草根又不顺服法制的“侠”，多为读书人所不齿。

    当谈到中国武侠时，常有人以之跟欧洲骑士精神或日本武士道相提并论。它们固然有相近之处：都拥有武力，并存在一套严格的行事标准（所谓“arrior's Code”）。但根本性分别正是在于其政治身份：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都是统治阶层，属于制度以内甚至本身就是制度；中国的侠者最大特征则是身处制度外，并往往在制度不足或不公时，发挥出一种制衡的力量。

    《史记》司马迁为一位豪迈的史家与文学家，他应是古代对布衣侠客正式予以赞扬的第一人。《游侠列传》虽然提及侠者不合于正轨，但同时亦为他们的侠行辩解，认为世事往往有缓急，侠者确实起着维持社会正义的作用。司马迁更借豪侠，讽刺世上成王败寇式的虚假“仁义”。

    《游侠列传》里的名句：“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亦成了后世千百年来，民间对“侠”的评价标准。

    古代真实的“侠”，其实并非现在我们武侠小说里看得多那种独来独往、潇然一剑的侠客，而多是家里有点钱财，养一堆三教九流食客结成江湖势力，私下对地方事务作仲裁或干预的豪杰人物，跟帮会的分界颇有些模糊。日本黑社会到今天还常以“任侠”自居，当为这中国文化的余绪。

    今日武侠小说和电影里为大众熟悉的“侠客”形象，实是经过历代虚构文艺（包括说书、戏曲和小说）的演变才慢慢成形，到近代更是受到外国作品的影响。武侠作品虽然虚构，但它受欢迎之广之久，却真实反映了群众对正义力量的单纯盼望。

    一个时代假如需要英雄侠客，从法度之外拨乱反正，固然并非好事；但如果在需要英雄的时代里没有英雄，则更为可哀。维持社会运作需要冷静；但改变一个社会的，永远是热血之人。

    乔靖夫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