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漕帮方面出手阻挠，是以刻意编派了一套事后证明根本无效的联络暗语，由莫人杰随手抄录在一本东宝片场道具图籍《肉笔浮世绘》的折页之中、以便立即记诵。这个细节似乎说明了一点：莫人杰其实在期待着、甚至主动提出了另一次收取某一对象的约会，祇不过约会的对象并非罗德强本人，所以在那一套联络暗语中的第二句须设定由对方盘诘：“罗先生怎么说”以证明其并非不相干的第三者。

    也可能正因手边这本道具书提供了灵感，罗德强才顺口编出第三句答词是“说浮世绘眼”，当对方再应以“罗先生说得好”之后，莫人杰便可提出“那么东西可带来了”的问题。至于“东西”是什么？恐怕这世上无人再能答复，因为罗德强在片场所允诺者从头到尾祇是一个谎言。不过，以莫人杰当时“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并一再央求驹正春“放一条生路”的处境看来，或许——这纯粹出乎我的大胆假设，——莫人杰所渴望的“东西”极可能是一本能够让他潜逃偷渡的第三国护照之类的文件、亦未可知。总的说来，莫人杰上了个天大的当，而万砚方则在同一个诡局迷阵之中上了个比天还大的当。

    至于罗德强本人呢？我推断他在片场密晤之后不久便回到台湾了。但是，一定有某种同此番密晤有关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众闯赴“河洛汉方针灸医院”，以近乎疯狂的手段捣毁该院设施，此后不到十二小时便坠楼丧生了。在想到这个过程之际，我同时找出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翻到罗德强当时说的一句话：“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试问：一个替洪达展布置了那一石二鸟奇谋的大特务如何会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吓呢？

    若非莽撞，这里面祇能有一个解释：“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并非无意间泄露而成为罗德强随即遭到制裁的原因；实情应该由逆向思之而得见端倪——就在罗德强摆了莫人杰一道之后，忽然因为某种发现（而此一发现又与天地会的死对头老漕帮有关）而对之前的行动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或作为，且自知绝对逃不过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帮帮朋汪勋如所开设的医院、大闹一场；如此则“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一语便非简单的恫吓、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包括遗失证件、于汪氏报警处理后去而复回以及与勘察现场之刑警大事周旋，显然皆出于一个务使事件扩大、并藉媒体渲染而公诸于世的动机。

    待我将罗德强的行径整个逆转过来思索一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龙芳对高阳说过的两句话：“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质言之：罗德强临终前迹近疯狂的最后一搏竟然也犹如龙芳和陈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东京红杏》和一篇无的放矢的感谢题记——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了。

    当然，作为“随手”之体的高阳残稿中还留下许多有头无尾的线索，比方说：王新衡在陈述李绶武、魏谊正二人渡海来台途中“倚舷把晤”、说到两人分别与欧阳秋父子论交的故实，却懔于“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说：原来李绶武于民国四十四年中潜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桩无头公案，此案在残稿中原属不必要的枝节，可是于我却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阳既称“直到走笔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则何须闲笔带过？再比方说：那一部《肉笔浮世绘》按理应该由高阳妥为保管且携回台湾；此书若为魏三爷所托带，则是否已转交其手？至少它并不在高阳遗赠给我的七本书之中。据高阳臆测：当年曾被龙芳视为“有怀璧其罪之虞”而归还东宝的这部“孤证”之书如果会带来杀身之祸，则高阳是否以为时隔二十余年、形移势变、事过境迁而胆敢以身涉险？按诸数年后高阳在荣总突然病况加剧、骤尔亡故的结局看来，宁非与《肉笔浮世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