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甚于中国内地的人。尽管满肚子腹诽，吉明仍恭恭敬敬地坐在这位年轻人面前，详细汇报了中原的情况，“不会的，不会的！”黄先生从容地微笑着，细声细语地列举了反驳意见——正是吉明对常力鸿说过的那些，吉明耐心地听完，说：

    “对，这些理由是很有力的。但我仍建议公司派专家实地考察一下。万一那片死麦与‘自杀种子’有关呢？再进一步，万一自杀特性确实是通过基因方式扩散出去呢，那就太可怕了。那将是农作物中的艾滋病毒！”

    “不会的，不会的。”黄先生仍细声细语地列举了种种理由。吉明耐心地听完，赔笑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是否向总部……”

    黄先生脸色不悦地说：“好的，我会向公司总部如实反映的。”他站起身来，表示谈话结束。

    吉明到其他几间屋子里串了一下门，与同事们寒暄几句，他在MSD公司总共干了八年，五年是在南亚，三年是在中国。但他一直在各地跑单帮，在这儿并没有他的办公桌，与总部的职员们大多是工作上的泛泛之交。只有从韩国来的朴女士同他多交谈了一会儿，告诉他，他的妻子打电话到这儿问过他的去向。

    回到下榻的天伦饭店，他首先给常力鸿挂了电话，常力鸿说他刚从田里回来，在那片死麦区之外把麦子拔光，建立了一圈宽100米的隔离环带。他说原先曾考虑把这个情况先压几天，等MSD公司的回音，但最终还是向上级反映了，因为这个责任太重！北京的专家们马上就到。他的语气听起来很疲惫，带着焦灼，透着隐隐的恐惧。吉明真的不理解他何以如此——他所说的那种危险毕竟是很渺茫的，死麦与自杀基因有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嘛。吉明安慰了他，许诺一定会加紧催促那个“二鬼子”。

    随后他挂通旧金山新家的电话，妻子说话的声音带着睡意，看来正在睡午觉。移民到美国后，妻子没有改掉这个习惯。这也难怪，她的英语不行，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整天在家里闲得发慌。妻子说，她已经找到两个会说中国话的华人街邻，太闷了就开车去聊一会儿。“我在努力学英语，小凯——我一直叫不惯儿子的英文名字——一直在教我。不过我太笨，学得太慢了。”停了一会儿，她忽然冒出一句，“有时我琢磨，我巴巴地跑到美国来蹲软监，到底是图个啥哟？”

    吉明只好好言好语地安慰一番，说再过两个月就会习惯的：“这样吧，我准备提前回美国休年假，三天就会到家的。好吗？不要胡思乱想。吻你。”

    常力鸿每晚一个电话催促。吉明虽然心急如焚，也不敢过分催促黄先生。他问过两次，黄先生都说：“马上马上。”到第三天，黄先生才把电话打到天伦饭店，说：“已经向本部反映过了，公司认为不存在你说的那种可能，不必派人来实地考察。”

    吉明大失所望。他心里怀疑这家伙是否真的向公司反映过，或者是否反映得太轻描淡写。他不想再追问下去，作为下级，再苦苦追逼下去就逾礼了。但想起常力鸿那副苦核桃般的表情，实在不忍心拿这番话去搪塞他。他只好硬起头皮，小心翼翼地说：

    “黄先生，正好我该回美国度年假。是否由我去向总部当面反映一次。我知道这是多余的小心，但……”

    黄先生很客气地说：“请便。当然，多出的路费由你自己负担。”“啪”地挂了电话。吉明对着听筒愣了半晌，才破口大骂：

    “你个‘二鬼子’，狗仗人势的东西！”

    发泄一番，吉明心里才多少畅快了一些。第二天，他向常力鸿最后通报了情况，然后坐上回美国的班机。到美国后，他没有先回旧金山，而是直奔MSD公司所在地Z市。不过，由于心绪不宁，他竟然忘了今天恰好是星期天。他只好先找一个中国人开的小旅店住下。这家旅店实际是一套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