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双非政策，既不认为是非法，也不认为是合法。这种双非政策在法律上是有先例可循的，据我所知，不少国家如新加坡，对卖淫现象就是采取的双非政策。”

    琳达尖利地问：“你是说，同性恋和娼妓是等同的？”

    老赫真正发怒了，他尽力抑止住怒气，冷淡地说：“请不要屈解我的话。好啦，两位请回美国登记吧，我们无法满足你们的愿望。”

    琳达转过身，频率很快地向安娜解说着什么。这时，刚才那一对年轻人兴冲冲地进门，手里拎着一袋精制糖果，女方笑着给大家发糖，男的对老赫说：“赫伯，谢谢你的那番话，我们俩一定会记一辈子。喂，小玲，别忘了两位外国朋友。”他低声问小李，“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小李附耳说：“这两个女人是来登记结婚的——小心，穿短裤的这个懂得中国话。”小张惊奇地问：“同性恋？”小李点点头。小张妻子正在为两个外国人发糖，小张忙拽住她，啐了一口，扭身就走。妻子不明所以，小张边拽边低声解释，妻子也啐了一口：“晦气！”这些粗鲁的举动丝毫没有让两个外国女人难堪，相反显得更兴奋。老赫知道大事不妙，再不能让俩人在这儿收集炮弹了，便客气而坚决地送客人出门。

    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停在门前的槐树荫下，司机正眯在座椅上听“梁祝”。老赫很客气地送两人上车，司机惊奇地问：“这么快就登记完了？你们真是高效率。”

    老赫背过脸低声喝道：“快走吧，少罗索！”司机看出点眉目，便不再言语，立马开车走了。看着这辆车绝尘而去，老赫立即返回民政局，拨通了县长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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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达斯·比利9点钟走下昆明一北京的班机，10点赶到延庆县世界妇女大会的会堂。他是华盛顿邮报的年青记者，这次来中国，主要是为了采访云南的戒毒所。但既然赶上了世妇会，他也想来挖一点儿新闻。在云南他采访了几个戒毒所，总的说印像不错。昨晚他给参议员老爸通了电话，说云南的戒毒工作很认真，吸毒者的复吸率明显低于美国。但他也说中国的经验无法在美国推广，因为它“仍带着极权主义的痕迹”，病人一进戒毒所就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不许会见亲人，不准对外联系……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当时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既然吸毒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那么采用一点极权主义也情有可愿。

    这话很出乎加达斯的意料，因为父亲向来是以自由派著称。

    加达斯今年25岁，刚从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相貌英俊，亚麻色头发，蔚蓝色眼睛，脸庞棱角分明。这对当记者是个有利条件——尤其是当采访对像是女性时。妈妈说他酷似年青时代的爸爸，还笑着说，老比利之所以能当上参议员，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副十分“男性”的相貌，可以拉女选民的选票。当然这是开玩笑，父亲的才干是人尽皆知的，他一直是参议员中有份量的人物。不过，父亲从来没有竞选总统的野心，加达斯知道这是为什么——父亲10年来一直和一位情人保持着秘密关系，在经历了克林顿总统的绯闻之后，他决不会自找麻烦去竞选什么总统。

    世妇会的一位厄瓜多尔代表正在发言。会场是圆形的，一排排座位摆成十几个同心圆，每个座位上都有同声翻译耳机和麦克风。会场远远说不上满员，这不奇怪，世妇会代表历来是以作风散漫、思想庞杂而闻名的，这次碰上了凡事都一板一眼的东道主，因此会议日程与代表们的情绪难免有些疏离。那位代表的发言冗长枯燥，很大篇幅是谈自己的丈夫、儿女和自己的收入。加达斯关闭了录音机，脑袋依在椅背上打了个盹。这位代表的发言终于结束了，这时两位白人妇女带着一阵风闯入会场，她们一坐定就高声要求发言，因为她们“刚刚有过一个值得讲述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