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席同意了，两位美国妇女中的琳达拿起麦克风，绘声绘色地讲了她们刚刚经历的事情。“所以，”她总结道，“中国的同性恋者仍处于可悲的境界，他（她）们的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并且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受到敌意的对待。我们能否为他（她）们做些什么呢。”

    各国记者都像是打了兴奋剂，紧张地在记录本或笔记本电脑上做着速记。加达斯也迅速作了记录，他知道这是报纸主编们喜欢的素材。这时，前边一位中国代表站起来，大声要求发言。会议主席同意了，并介绍说这是甄羽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

    甄羽女士大约60岁左右，中等身高，身体极胖，满头白发，但动作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劲儿。她显然是性情中人，一站起来便是滔滔不绝的漂亮的牛津式英语——她在激动中忘了中国代表发言应使用汉语的惯例。她尖刻地说：“……我想这两位代表忘了起码的礼貌，忘了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和习俗。你们完全可以回到美国去享受同性恋结婚的自由嘛，为什么非要来撩拨中国的法律？有礼貌的客人不会在主人的大门口撒尿。”

    如果说刚才琳达的发言是用竹竿捅了蜂窝，甄羽的发言则是在蜂窝下面放了一把火。会场响起一片嗡嗡声。安娜站起来大声说：“请问你对同性恋是什么态度，你能明白无疑地告诉大家吗？”甄羽干脆地说：“为什么不能呢。我一直用同情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心理残疾，正像我们同情瞎子、聋子、兔唇等生理残疾一样，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不可豁免的痛苦。但是，正如医生们一直在用种种科学手段来医治生理残疾一样，社会学家也该用种种手段——心理咨询，道德约束等——来减少同性恋患者，而不要把‘宽容’变成‘纵容’，甚至当成一种时髦。有一点我想琳达小姐和安娜小姐不会否认吧，”她微笑着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个族群而言，同性恋者是寄生于正常人的生殖活动之上的。没有男女之爱和他们的生殖活动，就没有同性恋者的存在。极而言之，人类就不能延续了。”她结束了发言，在众人的复杂目光中坦然坐下。此后会议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的辩论。在这中间，甄羽女士又起身做了两次短时间的答辩。加达斯不由对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生活在开明的美国东部，但他对于同性恋现象的观点是相对保守的。他知道同性恋确实已成了自由派的时髦，美国总统公开参加同性恋的集体婚礼，各大公司竞相资助同性恋的活动，有世界性的同性恋大会，某些城市中同性恋的比率已超过10%。所以，没有哪个政治家和商人敢得罪这个数量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宽容变成了纵容，以至于反对同性恋者不能理直气壮地喊出自己的观点。就拿眼前的辩论为例，甄羽几乎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中国代表站出来支持她，支持她的外国代表也寥寥无几。

    他对甄女士的勇气十分佩服，决定找个机会采访她。

    第二天代表们到北京参观故宫，加达斯也去了。极为宽敞的故宫宫院没有一棵树木，只有方砖缝隙中长着细细的青草，显得十分空旷。他在这儿找到了甄女士，她正在给几位同行者作解说。她说故宫内不植树主要是安全上的考虑，以使皇帝的敌人无法隐藏和纵火。中国封建皇朝的统治艺术是极其完善极其周详的，这便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再者，以美学观点来看，这种绝对的空旷也能有效地衬托宫殿的巍峨。

    她今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夏衫，蓝裙子，脸上汗津津的，声音宏亮。加达斯走过去，把自己的中英文对照的名片递过去：“甄女士你好。我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加达斯·比利，我听了你昨天关于同性恋的发言。”

    甄羽接过名片，笑着回了一张名片：“全是陈词滥调，即偏激又迂腐——对吧。”

    “不，我同意你说的，同性恋归根结蒂是一种寄生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