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有时雄辩，有时委婉，象一个琴手那样熟练地拨弄着听众和陪审团的情感之弦。还有一条是最令人担心的：雅库里斯接手案件时有严格的选择，他向来只接那些能够取胜的（至少按他的估计如此）业务，而这次，听说是他主动表示愿当被告的律师。

    不过，柯斯马斯不相信他这次会取胜。这个案件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那个中国人的罪行毫无疑义，最多只是量刑轻重的问题。

    其实，柯斯马斯知道的并不确切，雅库里斯并不是主动担当辩护律师。一个月前，费新吾拜访了他的律师事务所。那时，雅库里斯已通过新闻报道相当详细地了解了本案的案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来客。费新吾说：

    “希望我的拜访没有打扰你，我想请你担任本案的辩护律师。我知道，只有你的才华才能把田延豹解救出来。”

    雅库里斯为他斟上咖啡，抱歉地说：

    “很对不起。我非常同情田歌小姐和为她复仇的田先生。但是，本案的脉络太清楚了，它甚至是在警察的眼前进行的。在这种情形下，律师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也许我能使死刑减判为无期，这肯定是最佳的结果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意味着失败。你知道……”

    费新吾失望地走了。那天他没敢去拘留所看望田延豹，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夜里，夏秋君打来电话，嚎啕大哭着：“老费，你要想办法救救他，一定要想办法救他。我们在家里尽量凑钱……”

    费新吾惟有苦笑，她以为送茅台和金项练就能减刑吗？但他很同情这个女人，她发自内心的痛苦使费新吾对她的印象改善了。田歌父亲也和他通了电话，说，一切托付给你了。

    他知道这个托付的重量，挂了电话，在床上辗转难眠。从雅库里斯律师的态度就可看出此案的结局，田延豹真的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吗？

    他在绝望中意外地获得一线生机。凌晨，一个陌生人从美国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打来电话，他说，他是埃迪·金斯教授，也许费新吾在罗伯特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对，常听罗伯特谈起你。”

    “我通过罗伯特一直在关注着那件案子的进展。我想，也许我能对你提供一些帮助。我准备近期赶到雅典。”

    费新吾虽然不大相信他能提供什么帮助——现在需要的是律师而不是生物学家——仍然真诚地表示了感谢。金斯先生爽快地说：

    “这次旅行的费用由我自己承担。坦率地说，我主动参与此事有自己的目的。正像我对罗伯特多次说过的那样，我认为基因技术的进展应该有最大的透明度。我想借这个机会，让它彻底暴露在新闻界的聚光灯下，从而让圈外的民众和政治家们了解它的重要性。好了，见面再详谈吧。”

    金斯先生十分守信，第三天就赶到雅典。费新吾在机场接到了这位衣着随意、胡须浓密的美国佬，很快建立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他们详细地讨论了金斯先生的方案，下午两人一块儿来到雅库里斯的律师事务所。费新吾对律师说：

    “我知道你对接案有严格的选择，也知道凡是你接手辩护的案子，几乎没有败诉的。我正是冲着你的名声来的，希望这次诉讼成为你的又一次胜利。”

    雅库里斯笑着摇摇头：“不可能的。费先生，你上次来时我已经说过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毕竟现在不是推崇血亲复仇的时代了。”

    费新吾微笑道：“我知道，但我这次带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也许它能改变审判结果。这是我和金斯教授共同商定的。雅库里斯先生，你是否可以拨冗一听呢。”

    雅库里斯笑着，叉着双臂，抱着“故妄听之”的态度听金斯讲下去。不过听完后他改变了看法，他沉思着说：

    “你们的建议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