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坎坎，凸凹不平，所以必须修成平台和台阶，才能通行。这些简陋的房屋与斯特拉顿大街那些富丽堂皇的公馆和大厦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大夫到了玛丽内拉胡同口，开始攀登这些没完没了的石阶。要走到十七号门前，还得像这样跨过六十多级台阶。

    到了目的地后，一扇房门立即打开，老鲍立克正等候着大夫。他一言不发，把他领到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但却没什么家俱的客厅里。

    大夫坐了下来，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他到此有何激动——即使是在巴托里夫人进来时也是如此。她说：

    “您就是安泰基特大夫吗？”

    “是的，夫人。”大夫起身作答。

    “我本不想劳驾您跑到这么高这么远的地方来！”巴托里夫人接着说。

    “是我执意要来拜访您的，夫人。请相信我会尽全力为您效劳。”

    “先生，”巴托里夫人又说：“我昨天才得知您已到达格拉沃萨。我随即就派了鲍立克去找您，想请您见见我。”

    “夫人，有话请尽管说吧，我听您讲。”

    “我出去了。”老人说。

    “不，请留下来，鲍立克！”巴托里夫人答道：“作为我们家唯一的朋友，我要告诉安泰基特大夫的话，您全都知道！”

    巴托里夫人坐了下来，大夫坐在她对面，老仆站在窗口。

    埃蒂安·巴托里的遗孀有六十多岁了。尽管上了年纪，动作迟缓，但她的身板儿还是直直的。她满头白发，脸上满布皱纹，表明她曾饱经风霜和忧患，但依然能让人感到她刚毅坚强，不减当年。她丈夫曾以献身祖国为己任，为了这一信念，他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桑道夫和扎特马尔一起，共商大计并英勇捐躯。现在，在巴托里夫人身上，还可以看出，她曾是他勇敢的伴侣和知己，是他志同道合的伙伴。

    “先生，”她声调激动，难以掩饰：“既然您是安泰基特大夫，那您就有恩于我，我应该给您讲讲十五年前，发生在特里埃斯特的那些事情……”

    “夫人，正因为我是安泰基特大夫，所以请您不必再提起这段让您伤心欲碎的往事吧！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还可以略作补充——正因为我是安泰基特大夫，所以自从那个令人难忘的一八六七年六月三十日以来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全知道。”

    “请告诉我，先生，”巴托里夫人接言道：“您是出于什么动机要来关心我的生活呢？”

    “这种关心嘛，夫人，对于一个毫不犹豫为祖国独立而献身的马尔扎志士的遗孀，是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当给予的。”

    “那么，您认识埃蒂安·巴托里教授吗？”夫人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问道。

    “我认识他，夫人，我热爱他，并且尊敬他的全家。”

    “他为了祖国曾甘洒一腔热血，您也是这个国家的人吗？”

    “我不是任何国家的人，夫人。”

    “那您是谁？”

    “一个死人，还没进坟墓的死人！”安泰基特大夫冷冷地答道。

    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回答，巴托里夫人和鲍立克都不禁一颤。但大夫马上又接着说道：

    “然而夫人，我请您不要告诉我的那段往事，却应该由我来告诉您。如果说有些事情您早已知晓，那么还有另一些事不为您所知。这些事，现在应该让您知道了。”

    “好的，先生，我听您说。”巴托里夫人答道。

    “夫人，”安泰基特大夫继续讲道，“十五年前，有三位高贵的匈牙利人，成了策划一桩起义行动的首领，其目的是为了还匈牙利以独立。他们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埃蒂安·巴托里教授和拉迪斯拉·扎特马尔伯爵。三位朋友长期以来志同道合，生死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