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就在即将发出起义信号的前夜——这场起义将席卷匈牙利全国乃至德兰西瓦尼亚——匈牙利警察闯进了位于特里埃斯特的扎特马尔伯爵家，当时正在里面的三位起义领袖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两个同伴被捕，当天夜里，他们就被押解到毕西诺城堡囚禁起来。几星期后，他们被判处了死刑。

    “一个名叫萨卡尼的年轻会计在扎特马尔府上同时被捕，他完全没有参预策划起义，所以马上就被宣布与起义没有牵连，并在此案了结后获释。

    “就在执行判决的前一天晚上，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的囚徒们试图越狱逃跑。桑道夫伯爵和巴托里教授攀着避雷针导线杆，从毕西诺城堡逃脱，掉进了湍急的福伊巴河中。这时候，拉迪斯拉却被看守抓住了，没法跟他们一起出逃。

    “尽管这两个逃亡者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但是一条暗河还是把他们冲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后来到了莱姆运河岸，然后是罗维尼奥城。那里，他们在渔夫安德烈·费哈托的家里得到了庇护。

    “这位渔夫——可真是个好心人啊！——他做好了一切准备，要把他们送到亚得里亚海对岸去。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卡尔佩纳的西班牙人无意中得知了他们藏身的秘密。为报私仇，他向罗维尼奥警方告了密。他们试图再次出逃，但埃蒂安·巴托里受了伤，立刻就被警察抓住了。而桑道夫伯爵则一直被追赶到海岸，倒在了一阵弹雨中。亚得里亚海甚至连他的尸首也没有送回来。

    “第三天，埃蒂安·巴托里和拉迪斯拉·扎特马尔在毕西诺城被枪决了。之后，渔夫安德列·费哈托也因窝藏逃犯，被判处终身苦役，并被送进了斯坦监狱。”

    巴托里夫人低着头，心中非常难过。她并不插言，一直静听大夫讲述。

    “您知道这些细节吗，夫人？”他问她。

    “是的，先生。我是从报上得知的，可能您也是吧？”

    “是啊，夫人，从报纸上。”大夫答道：“但是有件事报纸上却没有公布。因为这件案子是在绝密状态下审理的，由于城堡上一个看守说漏了嘴，我才得知详情。我这就告诉您。”

    “请讲，先生。”巴托里夫人答道。

    “如果说桑道夫和巴托里在渔夫家中被捕是由于西班牙人卡尔佩纳的出卖，那么三星期前，他们在特里埃斯特的家中被捕，则是因为有叛徒把他们出卖给了奥地利警方。”

    “叛徒！……”巴托里夫人惊呼起来。

    “是的，夫人。在审理案件的法庭辩论中已经证明有人告密。首先，奸细们在一只飞鸽的脖子上截获了一封写给桑道夫伯爵的密码信。然后，他们在扎特马尔伯爵家中找到了用来解读此类密信的方格纸板，并拓印了一份。他们便由此得知了密码信的内容，将其交到了特里埃斯特的总督手中。桑道夫伯爵被没收的财产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成了他们告密的赏金。”

    “这些无耻之徒，您认得他们吗？”巴托里夫人问，她的声音激动得发抖。

    “不，夫人，”大夫答道，“但可能那三位死者认识他们。如果他们在临死前能再见到他们的家人，就有可能会说出奸细的姓名。”

    事实上，当时巴托里夫人和她儿子不在城中，鲍立克又被囚禁在监狱里，他们都没能最后见上亲人一面。

    “难道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这些无耻之徒的姓名了吗？”巴托里夫人问。

    “夫人，”安泰基特大夫答道：“奸细最终总是会露出马脚的！还有几句话，我想对您讲一讲。”

    “您带着一个八岁的孩子，一直寡居，几乎没有经济来源。扎特马尔伯爵的仆人鲍立克，在其主人就义后不愿丢下你们，但他也很穷，能带给你们的只有他的忠心。”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