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的或定居的土著人的想象力是有影响的，虽然这种影响相对说来比较小，他们看到整个阿尔及利亚南部处在欧洲人的统治下，看到他们的安全、他们的不义之财、他们的独立的结束。大海的入侵挠乱了他们的平静，数百年的极端统治完蛋了。因此，在部落中引起一种沉闷的骚动，他们担心触及他们的特权，至少是他们已经到手的特权。

    就在此时，与其说虚弱的鲁代尔上尉被疾病压垮了，不如说被失望压垮了。他梦寐以求的事业被搁置起来，在美国人赎回巴拿马运河几年之后，1904年，一些外国工程师和资本家重新采用鲁代尔的方案，并建立一个协会，以法国海外公司的名义，着手安排开工，并尽快使工程完成，这一方面是造福突尼斯，反过来也是为了阿尔及利亚的繁荣。

    深入撒哈拉的想法摆在许多人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奥拉尼的运动，随着人们对放弃了的鲁代尔方案的遗忘而更加扩大。在菲吉克绿洲，国家铁路已超过贝尼乌尼夫，并成为横贯撒哈拉运动的领头者。

    德沙雷继续说：“我在这里并不想追溯过去人们对该公司的活动能力和它所从事的这项巨大工程所作的欠思考的冒昧评论。众所周知，该公司对这块非常辽阔的领地有影响，对它们而言，成功是毫无疑义的，公司什么都要操心，特别是在盐湖以北该公司作为固定沙丘任务而交付的森林工程的效益，这一工程借助在法国荒野应用的抗海水抗风沙双重侵害的保护海岸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实现它的计划之前，他似乎认为必须保住城市或建造城市，就像绿洲一样不受未来大海（肯定不是一个平静的湖）的侵袭，必须事先对大海的侵袭加以提防。

    “与此同时，整个水利工程系统必须治理可饮水的河流。难道不应该避免伤害当地人的习惯和利益吗？成功应该付出这个代价。难道不应该建一些港口，迅速地组织起沿海航行直接获取利益，而不去挖运河？

    “为了这些在各处同时展开的行动，一些工人居民点，一些临时的城市，可以说在昨天还近乎荒凉的地方一下子建立起来了。游牧民们，虽然多半奋起反抗，还是被众多工人制止住了。工程技术人员全力以赴，他们的科学知识并不使大多数受他们指挥的人产生厌倦，他们对工程师们无限信任。在这个时期，突尼斯南部开始变成一个真正工作繁忙的、不为未来发愁的地方，在那里，形形色色的投机商、商贩、掮客等，开始剥削那些在家乡活不下去、不得不把照料他们生计的事托付给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商人，这些商人在人群汇集的地方到处可以碰到。

    “除了这一切及这些无可否论的物质需要，人们还想到周围有某种看不见的危险，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威胁，某种类似风灾之前隐隐约约的焦虑不安，它搅乱了被巨大的孤独感包围着的一大群人，这种孤独感是猜人们不知道的某种东西，但肯定是某种神秘的东西，在这些可以说没有边际的、见不到活的存在者——人或野兽的附近地区，似乎一切都在躲避劳动者的耳目。

    “先生们，由于缺乏远见和计算错误，就出现了失败。法国海外公司不得不递交资产负债概况。从那时起，事情仍然停留在原来的状态，而我的打算是让你们恢复这项已中断的事业。公司想同时把一切进行下去，如各种已上马的工程、各种投资，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还记得那个令人伤心的日子，那一天公司被迫中断那些自己过于庞大的、不能完成的项目的付款。刚才我指给你们看的地图，就显示出法国海外公司已开始实施的工程。

    “但是这些未竣工的工程还在，非洲的气候，从本质上说是封闭的，肯定没有损害、确切说没有严重损害这些工程，对于一个新公司——我们的撒哈拉海洋公司而言，为了公司的利益和成功，根据讨价还价得到的赔款，按照我们可找到的工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