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中，热烈地亲吻她，“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一放开她，她就喃喃道，“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在那里站了很久——也许有一个小时——突然，她呻吟一声，退了回去，手摸到脖子上。

    “怎么回事？”我赶紧问。

    她犹豫了一会儿，“我的伤口，”她缓缓说道，“已经愈合了，不过有时还会疼一下。刚才我还想——如果我不能碰你怎么办？”

    我们互相瞪着对方，“让我看看，”我说，“海伦，让我看看。”

    她一言不发地解开围巾，对着街灯抬起下巴。在她强壮的喉咙上，我看到紫色的印痕，几乎愈合。我的恐惧稍稍减退，显然，她自受到第一次攻击后，没有再被咬。

    我俯下身，吻着伤口。

    “啊，保罗，别！”她惊叫起来，跳开了。

    “我不在乎，”我说，“我要自己愈合它。”我端详着她的脸，“这样会弄疼你吗？”

    “不，很舒服，”她承认道。

    我往口袋里摸，“我要你戴上这个。”

    这是我们在国内时，在圣玛丽教堂买的小十字架。我给她系到脖子上，小心地把它藏到围巾下。她摸着它，似乎宽慰地叹了口气。

    “那次在圣玛丽教堂是怎么回事呢？”

    “圣玛丽？”她皱起眉头。

    “在国内，学校附近。你来和我一起看罗西的信，你用圣水沾了沾额头。”

    她想了想，“是的，我做了，不过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想家。”

    我们沿着桥慢慢往回走。

    “我陪你到你的房间吧，”我们看到旅馆时，我悄悄说。

    “不要在这里，”我觉得她的嘴唇在颤抖，“有人监视我们。”

    我没再重复我的要求，前台有事找我，我很高兴有事情让我分心。

    我拿钥匙的时候，服务员递给我一张德语写的便条：图尔古特打来电话，要我回电。

    海伦在一边等着。我拨了电话，图尔古特低沉地应答，很快转用英语，“保罗，伙什！谢天谢地您来电话了。我有消息给您——重要的消息！”

    “我的心跳到了喉咙口，“您找到了——”

    地图？墓地？罗西？

    “不，我的朋友，还没有这样的奇迹。不过塞利姆发现的那封信已经翻译过来了，令人吃惊。那是东正教的一个牧师写的，在一四七七年的伊斯坦布尔。您听得见吗？”

    “是的！”我喊道，声音那么大，服务员盯着我。

    海伦焦急地看着我，“继续说吧。”

    “在一四七七年。还有更多的东西。我想，您按这封信的线索去寻找，很重要。明天你们回来，我把信给你们看。好吗？”

    “好的！”我吼道，“不过，那封信说到他们把——他——埋在伊斯坦布尔了吗？”

    海伦摇着头，我知道她的想法——电话可能被窃听。

    “从信上还看不出来，”图尔古特嗡嗡地说道，“我还不能肯定他埋在哪里，不过不太可能在这里。我想你们得准备作新的旅行。你们很可能还需要那位好心姨妈的援助。”尽管有电流声，我还是听出他阴暗的语调。

    “新的旅行？可是去哪里呢？”

    “去保加利亚！”图尔古特在遥远的地方喊道。

    我瞪着海伦，话筒从手里滑了出去，“保加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