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发现自己一次次想起第一次看到安东·斯托伊切夫的房子时的情景，因为那是我们寻找罗西的转折点。

    很久以后，我出声地朗读那些资料，就会想起斯托伊切夫——他的花园里那些开满白花的歪斜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整个地方弥漫着安静的氛围、献身的感觉和刻意的隐退。

    海伦首先按住老式门闩中的一个把手。拉诺夫拖拖拉拉走在后面，似乎讨厌有人在这里看见他，就算是我们也一样。我奇怪地感到双脚像是被钉在地上。我想，斯托伊切夫也许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我们的寻找最终会一无所获。

    当然，回来时能握着海伦的手将会是一大安慰。这场恐怖一旦过去，我打算求她嫁给我。海伦打开大门时，我透过一片悲哀的亮色注视一切。

    一阵歌声从屋里传来，是甜美有力的女声。那充满活力的曲调，连闷闷不乐、站在我身边抽烟的拉诺夫也有了兴趣，“Izvinete！”他叫道，“Dobar den！”歌声顿时打住，斯托伊切夫家的前门打开了，一位年轻女子站在那里，紧盯着我们。

    我刚想迎上去，但拉诺夫抢在头里，他脱下帽子，点头，鞠躬。

    年轻女子好奇地打量着拉诺夫。在我看来，这好奇中夹杂着警惕。再看一眼，她没有我原来想的那么年轻，但浑身充满活力，像个可爱的孩子。

    在她飞快的打量下，我看到拉诺夫打开钱夹，拿出一张名片来。他微笑着转过身，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是埃莲娜·莉丝托娃，”我们握手时，他说道，“斯托伊切夫教授的甥女。”

    “生女？”我说，一时想到这是个巧妙的谐音。

    “他妹妹的女儿，”拉诺夫说。他又点了一支烟，递给埃莲娜·莉丝托娃，她坚决地点头拒绝了。他说我们来自美国，她睁大双眼，非常仔细地端详着我们，然后笑了——她转过身，领我们进屋。

    房子里面又让我吃了一惊。真像是一座博物馆。真正让我目不转睛和引来海伦低声赞叹的是民间织料和原始绘画的奇妙混合——主要是圣像。有目光炯炯的圣母玛利亚，有表情悲哀的薄嘴唇的圣人，有独立小舟的使徒，有坚强地忍受折磨的殉道者。连一件绣花马甲和两条头巾都以细小硬币饰边。

    海伦指着那件马甲，马甲两边一路缝有平行的口袋，“装子弹用的，”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拉诺夫也在东张西望，他哼了一声，“我认为，我们允许斯托伊切夫教授拥有太多的国家财产。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把这些卖掉。”

    要么是埃莲娜不懂英语，要么是她懒得理他。她转过身，领我们出了房间，走上一截窄梯。

    楼梯顶上那扇门打开了，一位白发老者出了门，他个子小但身板直。

    埃莲娜冲上去，双手抓住他的胳臂，用保加利亚语急急地跟他说着，不时夹杂着兴奋的笑声。

    我走上前，伸出手。他庄重地握了握，又转向海伦，也握了她的手。他对人的尊重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出于自尊的尊重。这时，拉诺夫走上前来，也和他握了手。我越来越讨厌这位向导，巴不得他走开，这样我们可以和斯托伊切夫教授单独说话。

    在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原始地图。让我吃惊的是，它绘在皮革上。

    我忍不住走上前去，斯托伊切夫笑了，“您喜欢那个吗？”他问，“这是一一五零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他的英语准确、平和。

    “那时候它还占领着保加利亚，”海伦若有所思地说。

    斯托伊切夫瞟了她一眼，显然很高兴，“是的，一点儿没错。我想这幅图是在威尼斯或热那亚制成，然后带到君士坦丁堡的，也许是作为礼物献给皇帝或皇宫里的某个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