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洛缪·罗西。”

    我觉得，斯托伊切夫如果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英国历史学家的女儿自称是罗马尼亚人，而且在匈牙利长大，这会很自然，不过他是否怀有这些疑问，我不得而知。

    “是的，就是这个名字。他写的书很好——而且涉猎极广！”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

    听到斯托伊切夫了解罗西的研究，而且评价颇高，我松了一口气，“是的，的确如此，”我说，“事实上，罗西教授不仅是海伦的父亲，而且是我的导师。”

    “真幸运啊，”斯托伊切夫青筋暴露的手交叠在一起，“您的论文写什么呢？”

    “呃，”我开口道。这次轮到我脸红了，“是关于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人。”

    “很好呀，”斯托伊切夫说，“那么您是为什么到保加利亚来呢？”

    “说来话长，”我说，“罗西小姐和我想研究研究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保加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团体的联系。虽然这偏离了我论文的研究范围，不过我们一直在写有关的文章。实际上，我在布达佩斯大学刚作了一个报告，是关于——土耳其统治下罗马尼亚的地区史。”

    我马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也许拉诺夫不知道我们去过布达佩斯，还有伊斯坦布尔。不过，海伦神色平静，对此我心领神会，“我们期望在保加利亚这里完成我们的研究。我们觉得您或许能帮助我们”。

    “当然，”斯托伊切夫耐心地说，“也许你们能确切地告诉我，关于我们国家中世纪的修道院史和朝圣路线，你们对修道院感兴趣，我很高兴，因为那是我们保加利亚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源泉之一。”他重新叠放双手，似乎想知道我们对这些情况有多熟悉。

    “是的”，我说。

    这不管用。我们也得当着拉诺夫的面谈一点我们搜寻的情况。要是我们叫他离开，他立刻会怀疑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相信，在十五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团体和保加利亚的修道院之间存在着某些值得注意的联系。”

    “是的，当然是这样，”斯托伊切夫说，“尤其是征服者穆罕默德将保加利亚教会归属到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之下。当然，在那之前，我们的教会是独立的，我们自己的大主教是维里柯·特诺夫。”对这人的博学和灵敏的耳朵，我顿生感激之情。

    “的确如此，”我说，“我们特别感兴趣——我们发现了一封信——就是说，我们最近在伊斯坦布尔待过，我们发现了一封和保加利亚有关的信——一队僧侣从君士坦丁堡去到保加利亚的一座修道院。我们其中的一篇文章就是想追寻他们在保加利亚的踪迹。也许他们去朝圣——我们不太肯定。”

    “我懂了，”斯托伊切夫说，“信上标有日期吗？能不能告诉我一点信的内容或者写信人是谁？”

    “当然，”我说，“实际上，我们这里有一份复制品。信的原文是斯拉夫语，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僧人为我们翻译过来的。原件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国家档案馆里。也许您想看看这封信。”

    斯托伊切夫接过信，我看见他的目光掠过开头几行字，“有意思，”他说，“亲爱的，”他转向他的外甥女，说道，“你能不能给我们拿拉基亚白兰地和一点午餐来？”他分外有礼地朝拉诺夫点点头。

    埃莲娜马上笑着站起来，“当然啦，舅舅，”她用优美的英语说道。

    我想，这屋子里让人惊讶的东西可是没完没了，“不过希望有人能帮我一把，端上楼来。”

    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最不易察觉地瞟了拉诺夫一眼。他站起来，理了理头发。

    “很高兴能帮助这位年轻女士，”他说着，两人一块儿下了楼。拉诺夫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咚咚作响，埃莲娜用保加利亚语在和他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