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他信服，倒反而让他忙碌而困惑。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总有另一套完全不同层面上的观点出现，作为对《圣经》、教堂和说教最初解释的全部修正。它告诉他，现存的西方文明体系建立在什么样的神话基础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即它是建立在那个基础和宏大的纪念仪式上的，尽管逻辑上没有意义，以及一种道德规范之上，这个规范也许会是最终的仲裁，却构成当代社会生活的丝丝缕缕网络，社会生活没有它们就无法进行。因此所有的自由思想者和理性主义者或麻木不仁，或目空一切。讲理性的人们不发表意见，他们不否认。他们在另一层面上思考和生活。你不可能再重建宗教、社会习俗、政治传统，就像你不能重新改变人的骨骼一样。

    这一切使得约瑟夫·戴维斯不敢乱说。关于伊甸园和约拿的争论过去了。他只有正视历史和社会。基督教和教堂，独裁和政治机构，社会等级，好像都在模模糊糊之中瞪着眼睛朝他看。“对我们进行质疑没什么好处”，他们似乎说，“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起着作用（他们似乎是在起作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实？

    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偶尔或谈或思考，似乎思考了很多并相信自己确实思考了很多。那个孩童时代就百思不解的二元论问题看起来一点没有得到解决。世界即此的观点不再是他批评的主要对象，但却使他创造出世界可能即此的又一种看法。这个表面一切顺理成章的世界也许从根本上讲是矛盾的，但结构上却是一致的。既容纳了浩瀚的谎言又让人对它有不断的担忧。事情就是这样。

    这件事延续了这么久。有一段时间他有些摇摆。一方面是描写目前生活色彩明快的故事，窗前的故事，母亲膝头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为人们接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得到生活的指导，这里有稳定的政府，合理的社会秩序，能战胜任何挑战的机构，善行受赞美，是非有明断，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另一方面，要反对这个世界就如同用暗示的话语，不和谐的声音，阴暗处的窃窃私语，和模糊不清的威胁来讲述一个遮遮掩掩的故事。在那个批评现实生活的阴影中的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也没有向他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具体形状只有疑问。色彩明快的故事似乎最安全，最明白，最适合他成熟的想像；于是，他尽最大努力告诉自己，那一点异议和不和谐的想法，最好留在大脑中等待成熟。

    在大学的三四年里，我们都必须做出重要的决定；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后回头的机会会很小。约瑟夫·戴维斯先生思路敏捷，文笔流畅，早就开始写作，而且在来牛津之前就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总之，他选择了写作。他父亲留给他一笔丰厚的钱财，况且他也没有非得为线工作的压力。他决定写生活中勇敢的有信心的方面。他要使自己出名。于是，他开始写激励人们精神的书，对异议和怀疑做无情的嘲笑。“我写的东西，”他说，“应该有旗帜飞扬，鼓角争鸣。不吹毛求疵，不颠覆破坏。”社会学就要过时了。因此，他委身其中。他先以成功的勇敢的历史故事为开端，接着写有史记载的辉煌壮丽的历史片断。

    《理查王和萨拉丁》是他的第一部书，接着是《唱歌的水手》，然后是《锤击剑舞》，再后来，他围绕人的事迹，讲述亚历山大、凯撒和成吉思汗快乐的历险，还有伊莉莎白时代海盗和探险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然而，由于他天生善于写作并具有特殊敏感的天性，所以他写的越多，也就读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想的——这是最糟的——也越多。

    他不应该想。当他选择了立场，他就应该像一个有理性的人，停止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人对他批评得十分尖锐，对一个完完全全的胜者来说，他对批评实在太在意了。

    他开始对自己要做什么犹豫不决起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