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他正处在年轻人“成长”的第一个微妙的衰退期，一个任何年龄都可能出现的阶段。他写作时的轻松和自信在减弱，明显的阴影出现在他的英雄形象上。他有时会接受非常破坏性的事件，但接着又为此道歉。他发觉这样使得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但却影响了他直率的风格。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失去了内心的灵活性，但却在暗暗地为此担忧。

    然后，他勇敢地但也许是不明智地决定，用一种将人类历史刻意浪漫化了的形式对怀疑的事物，对实利主义和悲现主义进行最猛烈的攻击。它将是一部向人类证明上帝行为的世界史，同时也向人类自己证明自己的行为方式。它将是一场伟大的游行——一场人性的演示。

    出于某种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搞清楚的原因，他没有从创世之日而是从沙那平原写起，通过智慧老人回顾历史之口来讲述早期历史。从遍布世界的巴比伦通天塔开始。

    公正头脑看待的历史常常留有余地，以便对复杂纠葛进行分析，并且不显示人都在得胜，正确总占上风——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是对的。《人类的传统，承诺与斗争》——他正在考虑的几个题目中的一个——就意味着除了其他事件还有与邪恶事实的争斗。有时事实会非常顽固和邪恶。

    他在黑死病这一事实上陷入困惑。他写了关于灾难使人高贵的一章——现在认为写得太草率了——三种灾难依次为：洪水，火灾，鼠疫。为此他不得不阅读大量有关书籍。他终于找到写作的切入口，并受保罗·库如夫《微生物的猎手》一书的鼓励，借用作者的材料，再注入宗教信仰，然后扩展他的著说，解释这些严加看守的黑祸是如何在整个历史中一直是人类灵魂的兴奋剂（好在再也不那么急切地需要了）。然而他发现黑死病流传期间人类英雄行为的记录非常少。所有记录下来的内容都是关于那个时期是如何的恐怖，我们人类的行为，充其量，也不比吃了毒药的老鼠的惊慌失措好多少。不管怎样，这就是历史记录所显示的东西。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字里行间寻找英雄业绩，尽管他以诗人的情感在研究中加上了一点儿创新——直感，让我们这样说。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情感。直感太多可能会贬损其学术性，使他成为空谈家，而其他同行只会乐得引以为戒。

    但突然他的思想开始走神。他意识到自己劳累过度了，而他却不能摆脱，这正是劳累过度的通常表现。劳累过度带来一连串忧虑和失眠。他躺在床上想着黑死病和倍受折磨的人类可能陷入的可悲行为。旧记录上那些生动的描述反复在他脑海中出现。起先只是黑死病使他苦恼，后来他对人类辉煌的信心开始崩溃。一个裂了缝的手铃通报一辆敞开的马车正穿过黑死病流行的伦敦街道，人们再一次被叫唤出去搬运死人。这让他又一次想起拿破仑的事业和战争中成堆的尸体。当文伍德·瑞德已经写了“人类的殉道”，他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写“人类的伟大游行”？他发现他在批评自己的早期作品，关于伟大的亚历山大的“年轻的征服者”。

    他曾以自豪的口吻述说那个故事。如今在这个黑暗的早上，它却让他有了相反的感觉。他头脑里有某种东西在与他产生冲突，在向他挑战。“你的亚历山大，”它说，“你的伟大的亚历山大，亚里斯多德的学生，按照你的说法，是这个世界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实际上，你知道，他只是一个缺乏教养的败家子。你为什么要颠倒事实？纯粹出于偶然——大多历史故事都是偶然的。他发现自己在一个腐朽的，人人自顾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没有一个成年人能管住他，给他应有的教训，他很走运，有一支完全由他支配的装备完善的军队。他并没有做任何努力，一切都是垂手而得。他叫那些傻瓜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当你写到他把希腊文明带给波斯、埃及和印度时，你不过是将早已发生的事记在他的功劳簿上。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