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反对。现在我们劳动力过剩了，尽管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取代劳动力的机械化装置和过程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甚至成几次幂地发展。因此，这种自愿全部捐献被认为是对社会最有效的功绩。它把年轻的健康躯体从劳动大军中除去，同时还保证了年长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应不会相对减少。当然你要自愿捐献的话，那你必定是发了疯，可是在我们社会里，从来不缺少疯子。

    如果凭了某种侥幸，你在21岁的时候并没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人们告诉我，确有一些人进出过罗网。现在在全部征募库中，我们的人数超过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变化。相对来说，征募立法还是比较新的立法。不久，他们就会使合格的应征者库趋于枯竭，那时又怎么办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潜在的应征者数目有限。死亡率则更加低下；而对器官的需求则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给你一只肾；可是，由于你不断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肾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肾和肺，直到他们最后活到170岁左右，再也没有希望进行修补为止。又由于器官捐献者在生命后期也开始征用器官，对21岁以下的人群的压力甚至会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数将超过能够捐献器官的人数，应征者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后呢？唔，他们就把应征年龄降低到17岁，或者16岁，甚至降到14岁。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决办法。捐献的器官迟早会不够分配的。

    我是留下来呢，逃跑呢，还是到法院申诉呢？时间快没有了。再过几周，召令肯定会下达的。我不由地觉得脊梁骨上有一种难耐的感觉，似乎什么人在一声不响地锯我的肾脏。

    同类相食。本世纪初，古人类学家在北京东南25英里龙骨山的周口店，发掘了一个洞穴，发现了北京人（Pithro－pus Pekinensis）的颅骨化石。头盖骨是从底部断裂下来的。这使得龙骨山发掘工作指挥弗兰兹·魏登里希推测，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杀掉同类，从头盖骨底部的开口把受害者的脑浆吸出来，烧熟了享宴一番——现场还有炉子和木炭——然后把头盖骨当做战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敌人的肉来吸收他的技艺、力量、知识、成就和美德。

    人类花了50万年的时间，才从同类相食的习性中挣扎出来。然而我们并没有丢掉往昔的渴求，对吗？吞噬那些比你年轻、健壮、敏捷的人，以图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我们仅仅是改进了技术而已。因此，他们现在生吃我们，那些老家伙，他们把我们吞下去，吞下一个器官又一个悸动着的器官。这难道算是改善？

    起码来说，北京人还是把肉煮熟了来吃的。

    在我们美好的新社会里，大家都平等地分享医学成果。那些身立功勋的年长公民，不必虑及他们的美德和声望将只会以冰冷的墓穴作为报答——我们一直在赞美着墓穴。所有的人对于器官征募都非常高兴——当然，几个扫兴的被征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优先权问题。谁得到贮存的器官呢？他们有一套精心炮制的系统，以便规定各种等级。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计算机进行抽签，就能保证绝对的、神奇的公正。你用优秀的工作成绩获得拯救，职业上的成绩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获得沿阶梯把你推上去，一直达到最高优先等级，达到4－G或者更高的分数。毋庸置疑，分级系统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级的。可是，这种分级究竟是合理的吗？它为什么人的需求服务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3年，北非的美国军事人员，缺乏新发明的药物青霉素。有两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疗：在战斗中负伤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一名低级医官出于显然的道德原则，决定负伤的英雄比放纵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疗。但是，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