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器官征募的困境
卡车啦等暴力行动。和平鼓动,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一次,有两个成员想让我们转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针,我便做了两个小时的即席发言,申明采取稳健行动的理由。不消说,我一达到了条件,便被征募了。
“我理解你对征募所抱的敌对情绪,”我的大学顾问说,“为交出躯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你应当考虑到它所带来的补偿的有科条件。一旦你献出了一个器官,你就会列入6-A等级,成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远载入6.A花名册。你当然懂得,这意味着即使你个人和职业上其他资历并不符合标准(比方说,你的前程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沦为体力劳动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权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说来,如果你得了心脏病。你不会首先得到惠顾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将解救你。你将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时候,他们为了在6-A等级中决定谁先谁后,不得不根据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就来排顺序。我们就又会回到现在的地位了。
肾脏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头4个月内,接受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LG)疗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献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长。没有出现早期排斥反应。手术后40天开始强的松治疗。球蛋白治疗停止后,不知不觉地突然出现了后期排斥反应。对这一反应进行了类固醇治疗,剂量在维持量内缓慢增加。这种治疗,在20例接受ALG治疗的家族内植片受植患者中,仅有2例推迟了并发症的发生。在对其后的病例观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载《妇产科学》126期,1968年,第1023页,经准许摘引如上。)
于是,今天我准时到了器官移植厅,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几位朋友认为我前去报到是一种失策。他们说,如果你想抵制,那就应该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上进行抵制。用纯粹理想的(和意识形态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等着让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肾脏,年轻人。”到那时候,如果我最终选择了抵制这一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抵制。(我为什么左右摇摆呢?难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个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吗?我不晓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确定不了我是否在摇摆不定。前去报到体检并不当真就是出卖给这一制度。)我终于去了。他们用手叩叩这里。用X光照照那里,又瞧瞧别的地方。请张开嘴巴。请弯腰。请咳嗽。请伸出左臂。他们叫我在一套诊断机前面走过,我站在那里等着红灯闪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预料的那样,我的健康情况完好,合乎应征条件。之后,我见到凯特,我们手拉手在公园里漫步,观看落日的余晖,商量着一旦下达了召令,而且真的下达召令时,我该怎么办。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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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双器官的自愿捐献计划。这与征募毫无关系。征募——起码到目前为止——只是征用成双的器官,即献出之后不会危及生命的器官。过去20年以来,随便走进美国哪一家医院,签署一张简单的让渡书,就可以让外科大夫给你开刀。眼睛、肺脏、心脏、肠子、胰腺、肝脏——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给他们。这种办法常常称为较为单纯时代的自杀。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它遭到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