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能这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精神变态者，找一个房间进来，只是为了找些东西磨磨他那发痒的牙齿。

    以上这些消息没有任何一条透露关于姐妹之家的婊子们。对于这一点，诺曼如同对自己的名字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工作关系，他对于临时住处和避难所有着丰富的经验。住在姐妹之家里的女人们表现出极端的小心。小心？见鬼去吧。现在智力障碍这个词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诺曼昨天在图书馆里泡了一整天，他找到了许多与姐妹之家有关的东西。最有意思的是，安娜·史蒂文森在1973年以前曾经是号手的夫人，跟他离婚后，又恢复了婚前的姓名。假如你不熟悉女同性恋者婚配礼仪的话，这看起来纯粹像是杂乱无章的巧合。他们成双成对地出入，但是很少能够同甘共苦，共驾一辆车，这种婚姻一般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一个总是往左，另一个总是往右。他们不知道一个简单的真理：被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促成的婚姻往往是不能正常运转的。

    号手的前妻并没有把姐妹之家的地址选在破旧不堪的女子避难所附近，那里贴着这样的警句：“女人说给女人听。”一年前的《星期日增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史蒂文森女士已经打消了那种“男性不仅实行性别歧视，而且愚昧透顶”的想法，在这个题目下还引用了一位名叫格特·肯肖的女人的话。“男人们并不是我们的敌人，除非他们证明自己是。”她说，“但是假如他们仇视我们，我们必将仇视他们。”报纸上登了一幅她的照片，是个又黑又胖的老杂种，她使诺曼隐隐约约想起了芝加哥橄榄球队的黑人球星——“冰箱”威廉·派里。“你总想打败我，宝贝儿，我会拿你当蹦床跳的。”他经常这样喃喃自语。

    那家伙虽然有趣，却和这事无关。这个城市里有一些男人和女人专门负责介绍并安排人们到这个地方来，它大约由其中一个女同性恋者，而不是某个委员会管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她们现在的处境和那个隐蔽的对手完全一样，彼得·斯洛维克之死使双方都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她们不像警察那样擅长于推测，除非有事实能够证明她们是错的，她们会坚持认为斯洛维克谋杀案和她们有关系，特别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八个月或六个月里他所介绍过的那个人。罗西的姓名已经从纷乱的头绪中显露了出来。

    真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自己。以上帝的名义，为什么要这样做？要知道用别的办法也可以找到你所要找的东西。因为你毫无疑问是个警察。为什么要使他们害怕？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个黑胖子，格特什么的，很可能正站在那该死的会客室窗口，用望远镜观察着每一个走过这里的人。

    答案就在这里。但是在他马上就要接近它的时候又偏离了它，由干线索太模糊以至于总是看不清楚。他杀害小号手和勒死穿浅褐色紧身短裤的红发妓女都是出自一个同样的原因——有某样东西从他的内心爬了出来，迫使他非这样做不可。那样东西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他不愿想它。最好别想。这样更安全些。

    这时候，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野猫宫殿就在面前，251号正对着他。

    诺曼迈着悠闲的步伐，从容不迫地穿过马路，走到杜汉大街双号那边，他知道任何监视者都不会惧怕一个远远地走在马路对面的家伙。他忍不住想象到，那个监视者一定是报纸上登出了照片、长得像只黑桶的家伙，左手提着一只实用的大工作包，右手举着一只高分辨率的野外望远镜。他稍稍放慢了脚步，提醒自己方万不可大意，她们的红色警报已经亮了。

    这是一座用白色线条装饰的建筑，不完全属于维多利亚式风格，它讲述了世纪之交一位富有寡妇的故事。这座建筑从正面看好像很窄，但是诺曼正是在跟它差不多的那种住宅里长大的，他几乎可以肯定，它横跨了整个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