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任何人，也从未想过要告诉别人，倒不是因为我怕别人不相信，而是感到惭愧。因为它是我的秘密，说出来就贬低了自己及故事本身，显得更渺小，更平淡，还不如野营辅导员在熄灯前给孩子们讲的鬼故事。我也害怕如果讲出来，亲耳听见，可能会连自己都开始不相信。但自从我母亲过世后，我一直无法安睡。一合上眼往事历历重现，我惊颤着彻底清醒过来，打开床边的灯，心中的往事却遁散了许多。你可曾注意夜晚里黑影幢幢，甚至开了灯还是如此，而长长的黑影可能就是心中萦绕的往事，无论是哪种心事。

    那时候我还是缅因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有天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妈妈发病了。父亲死得早，当时我还小，无法记住他的模样，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和母亲，阿兰·帕克和珍尼·帕克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住在街那头的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到我的四人集体宿舍来。她是从我家的冰箱上的磁贴板上知道我宿舍的电话号码的，那是我妈妈贴在上面的。

    “她的病发作了。”她带着拖腔长调的北方口音说，“刚好是在餐馆里。你就不要急匆匆地赶来了。医生说还好，她依然清醒，还能说话。”

    “啊，可她要不要紧？”我问，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甚至显得轻松，但心却狂跳起来，宿舍忽然变得燥热起来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是周三我的舍友一整天都有课。

    “哦，她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你，但别吓着你。想得相当周到，你说是吗？”

    “是的。”我当然吓着了。当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你母亲从工作的地方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时，你的感受会怎样。

    “她告诉你，就呆在那里安心读书，到周末再说。还说，如果课不紧，也可以来。”

    当然马上就去，不可能不去。我不能呆在这破烂不堪的、充满啤酒味的宿舍里而我母亲却躺在南方一百英里外医院的病床上，而且可能快死了。

    “你妈她还年轻。”麦考蒂夫人说，“只是这几年，干的活太重，得了高血压，加上又吸烟，看来她不得不戒烟了。”

    可我不认为她会戒烟，无论病有没有发作，她嗜烟这点我很清楚。我谢了麦考蒂夫人。

    “我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你。”她说，“阿兰，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周日吗？”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狡黠，似乎知道我会去。

    我望着窗外，美丽的金秋十月的午后，这片新英格兰湛蓝的天空下的树林，金黄的树叶飘落在弥尔大街上。我瞥了下表，三点二十分。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准备离开宿舍去上四点开始的哲学讨论课。

    “你开玩笑吧?”我反问，“我今晚就到那儿。”

    她笑起来，笑声干涸而略带嘶竭。麦考蒂夫人总是对戒烟、她自己和她的云丝顿牌香烟津津乐道。“真是好孩子，你直接到医院，是吗？ 然后再开车回家？”

    “是，我想是这样。”我回答。我想就没有必要告诉麦考蒂夫人我的车的传动装置坏了，哪儿都开不了，只能开出停车场的车道。我将搭便车去在路易斯顿镇的医院。如果不太晚，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回哈罗镇的家中。如果太晚了，我只好在医院的长椅上打个盹了，或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头倚着可乐贩售机打盹。反正这不是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

    “你家门的钥匙肯定在红色的手推车下面。”她说，“ 你知道我指哪儿，对吗？”

    “知道。”我也肯定。我母亲放了一辆红色的手推车在屋后的小棚屋的门边，是用来种花的，到了夏天开满了鲜花。由于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可以想像在哈罗镇的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小屋，夕阳西下后无人开灯，今晚将陷入黑暗之中。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对于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