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什么事。

    迪林格属于我们，他仍旧在我们的名单里。尽管我们不想要他，尽管我们当初就不应该接受他，尽管我们巴不得放弃他，他仍然是我们团的一员。我们不能扔下他，让一个一千英里以外的警长来处理他的事。如果不得不做的话，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亲手杀掉他的狗，不会雇一个可能把事情搞砸的代理人。

    团里的记录文件表明迪林格是我们的人，所以，处置他就是我们的任务。

    那个傍晚，我们向集合场地行军，每分钟六十步。（很难压着步子，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分钟一百四十步），军乐队演奏着《无人哀悼的挽歌》。随后，迪林格走了出来，身上和我们一样穿着全套机动步兵的制服。乐队开始演奏《丹尼·迪夫》，他们则除去他身上的各种徽记，甚至包括扣子和帽徽，最后留在他身上的是一套栗色和浅蓝色的衣服，不再是军服了。鼓手打出一串长长的鼓点，一切都结束了。

    晚点名之后，我们快步跑回自己的营帐。我想没有人昏倒，也没有人会觉得很恶心，尽管那天晚上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吃得不多。

    餐厅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安静过。但是，尽管这很恐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它和看到泰德·亨德里克受鞭刑时的冲击是不同的——我是说，你不会把自己放在迪林格的位置上，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也可能是我。不算开小差，迪林格至少犯下了四项死罪。哪怕他案子中的受害者能活过来，他还是会面临另外三项指控：绑架、勒索赎金、无视人质生命。任何一个都会让他随着《丹尼·迪夫》的节奏在绞刑架上晃晃荡荡。

    我当时不同情他，现在也不。有个古老的谚语，“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这可需要有很大的肚量。有些事，你理解得越多，对它们的厌恶也越深。我的同情心给了我从未见过的巴巴拉·安·恩斯怀特和那对再也见不到他们女儿的父母。

    那天晚上，军乐队放下手里的乐器之后，我们开始了为期三十天的对小女孩的悼念和对自己的反思。旗帜换成了黑色，早晚点名时没有了音乐，行军时也不再歌唱。我只听到过一次有人抱怨，结果另外一个新兵马上问他是不是想在头上长几个大包。当然，不是我们的错——但是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小女孩，而不是杀害她们。我们团已经有了污点，我们得清除它。我们是可耻的，而且我们觉得自己的确可耻。

    那天晚上，我力图找出可以防范发生类似事件的方法。当然，如今这种事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即使是一次也太多了。我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回答。这个迪林格——他看上去和别的人一样，过去的表现和记录也不会太糟糕，要不然当初他也不会到考利营来。

    我猜他是那种你在书本上读过的变态人格，没办法分辨他们。

    好吧，如果没有什么法子能防止它一次也不发生，那么，只有一种可靠的方法能防止它再次发生。

    如果迪林格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孽（这似乎难以想像），那么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点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像巴巴拉一样受到折磨。事实上，他根本一点儿罪都没受。

    但是假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那又怎么办？好吧，我们会杀掉疯狗，不是吗？是的。但是像这样的疯狂其实是一种疾病——我只想得出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不能治好——这种情形下，他最好死掉，对于他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有好处；要么经过治疗他能恢复正常，正常到足以重新进入文明社会……但考虑到他“得病”时所干的事，除了自杀以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怎么能和这样的自己生活在一起？再假设一下，如果他在治愈之前逃走了，再一次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呢？可能还不止一次？你怎么才能向那些悲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