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秦观点点头，轻啜了一口酒，放下杯子，缓缓道：“曾公与薛侯皆非外人，说说也无妨。”他说到此处，忽然一笑，望着曾布、薛奕，道：“我辈久居异域，朝廷公卿中，早有人视我等为异类。去国万里之外，被人视同于贬斥；在海外专制一方，又常被劾为跋扈；开口言利，闭口权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无异于小人……恕我直言，这七八年间，不要说蔡确、狄谘，曾公、薛侯，还有元长，还有我自己，这海外诸臣，有哪一个不是腰缠十万贯？这免不得又要招人妒忌。朝中便有人管我们叫‘夷官’！我资历最浅，能驻节高丽，已是非常之恩，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可是曾公、薛侯，还有元长——便是蔡确、狄谘，哪一个不是功绩卓著？但自吕相公当国后，却皆受尽排挤。这些事情元长最清楚——熙宁十五年、十六年，朝廷三度想调狄谘进礼部，吕相公引班定远之例，竟是想让狄公老死广州，全然不顾败坏朝廷经营海外之成法。还有蔡确，十八次上表乞归国，也是吕相公拦住……”

    “少游，说这些闲事做甚？”蔡京见秦观越说越是愤懑，连忙用话拦住。他知道秦观少年得志，虽然在高丽颇立奇功，但在大宋的官场上，却毕竟是太嫩了——今日在座之四人，或许还是朋友，但明日相见，便未必不可能成为仇敌。到时候这番话，便是“怨望”，这是足以将人的政治生命终结的罪名。而且此时四人中，薛奕还是武臣，万一牵连起来，事情便不可收拾，他蔡京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

    但秦观所说之事，却是在座之人的心病。狄谘与蔡确被排挤，曾布与薛奕这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曾布这几年中兢兢业业，颇立下些政绩。他在南海七八年，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原来石越得势之时，他还幻想过东山再起，但石越失势，朝中实际柄政者是吕惠卿与司马光，他深知这二人自己都指望不上，兼之在万里之外消磨了七八年，什么雄心壮志都被打磨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年将半百，不免徒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乡情，因此遣人上下打点，所求的与蔡确并无二致，都是希望能够埋骨家乡。但是朝中诸公卿，收了他的礼物，却全当理所当然，竟无一人替他说话，他连想到江南东西路做个知州都不可能。他又怕皇帝疑他怨望，也不敢致仕，眼见着便要老死凌牙门。若非这次石越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坚定海外诸城要逐次轮换官员的决心，他曾布断不可能有机会再见到汴京的繁华。

    而薛奕，虽然枢府与兵部的主官们并没有刻意地排挤他，但他少年得志，难免与枢府、兵部、三衙里的文武官员、胥吏们不怎么对眼，朝廷这几年间先是关注西北，然后又是西南，海船水军本来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虽然风光过一阵子，却也立即被冷落。而对待薛奕部更是如同后妈。薛奕几年前便提出在船上安装火炮，竭力宣扬海船水军必须以火炮制胜的观点，甚至提出海船水军的火炮无需动用国帑，但奏折一道道递上去，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朝廷既不允许随意增设火炮作坊，又因火炮至今为止未曾在实战中显露过可以影响到战场胜负的作用，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也无意扩大火炮的产量——至于已经生产出来的火炮，自然应当优先照顾两北边防，薛奕争取了几年的时间，最终也只要到一门火炮，而且还在途经杭州时被杭州的海船水军给“借”去了，两军至今还在为此事打官司。而最让他无奈的是，汴京不断有人以“轮戍”为名，将他部下精锐调走，然后从其他海船水军中补充过来一堆老弱残兵。他麾下的得力将领，但凡被杭州的海船水军听到了名字，第二天早上一起床，那人肯定已经不在他帐下了。薛奕这几年间，俨然成了大宋水师学堂的山长，专门替他人做嫁衣裳，连带着数年之间，他个人也一直得不到升迁。曾布、蔡确们是想回国而不可得，薛奕则是每年必须至少回一次汴京。但对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