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而言，汴京的风与凌牙门的风都不一样，他在南海之时，虽然偶尔也会怀念汴京的繁华，但是，他毕竟还是更喜欢南海的无拘无束。

    他这个大宋的“伏波侯”，到了汴京，只会觉得手足无措，处处都显着不合时宜。每每看到汴京外城四面城墙上新安装的八十余门火炮，薛奕便会觉得极度的刺眼。当年太宗皇帝坚持定都汴京的时候，不是认为“在德不在险”吗？朝廷公卿们不是说国库空虚吗？那为何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既不先供给塞防，又不肯供给海防，反而让它们在汴京白白受着风吹雨打呢？

    曾布与薛奕如此，蔡京也好不到哪儿去。蔡京在杭州做了两任知州，连皇帝都数度称赞他的才干，但是因为他是额上写着字的石党，始终得不到升迁，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因石越推荐，进太府寺做寺丞。他与秦观相识已久，又同属一派，不愿他落下什么话柄；兼之他是此宴的主人，见曾布与薛奕被秦观触动心事，皆郁郁不语，又笑道：“少游原非善言辞者，在高丽数年，竟令人刮目相看。不过我等要听的，是高丽国继嗣之事，谁又叫你说这些没意思的闲话，该罚一杯！”

    “是该罚，我认罚。”秦观已知自己是话多了，忙自斟一杯，举杯一饮而尽。

    曾布与薛奕连忙陪了一杯，薛奕笑道：“少游说得也没错。其实而今朝廷谋划海外，虽不无远见卓识者参赞其事，然真正可依赖者，惟石公一人而已。不过，少游还是说说高丽之事吧，我好奇已久，朝廷经营高丽有年，为何王徽去世竟没有留下遗诏，而且还是让王勋继位，闹出这么大一场风波来？”

    “薛侯之言正中要害！”秦观不由感慨道，“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等闹出这偌大的风波，可称无能。不过其中亦有颇出人意料者……”

    “此事追本溯源，还要从熙宁十五年说起，从那一年开始，大宋与高丽的贸易便出现了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当是自一开始便存在的，大宋每岁卖到高丽的货物，远远超过了高丽卖到大宋的货物。朝廷施加种种压力，让高丽国解除贸易限制，其后趁着高丽国战败，又迫使其取消不许铜钱出境之禁令，但事到如今，却证明那原来不是一件好事——从那以后，便如大堰开了道口子，高丽的金银铜大量地流入大宋，其国内发生严重钱荒，但其贵族对大宋商品的需求却没有止境，为了满足其贪欲，只好加倍克剥百姓，这反过来又导致百姓连一般的大宋商品都买不起。于是，大宋与高丽的贸易额自熙宁十五年起，逐岁下滑……兼之高丽因挑衅契丹，军费激增，国库困乏，百姓又困于徭役之间……”秦观忧心忡忡谈起这个几乎无法可解的死结，“因为这种情形，高丽国内敌视大宋的情绪与日俱增，贵族士子中有见识之辈，开始频频上书高丽国王，请求恢复钱禁，限制两国互市。而便连一般无知无识的贵族，因为财力上之困厄，对大宋也心怀不满。敌视大宋的势力增强，也是顺理成章的。王徽本已决意传位于王运，却也变得犹豫不决。王勋便是因此获到支持，被一班大臣拥戴继位。”

    说到这里，秦观苦笑着叹了口气，道：“不瞒各位，我当时亦是大吃一惊。这些因由，其实是事发之后，我们亡羊补牢，才弄明白个所以然来……之前我们还在幸灾乐祸，高丽民不聊生，关我大宋何事？”

    “那王勋继位之后，我才恍然惊觉出了大事。他即位当晚，王运的家眷便躲到了江华岛的大宋军营里来。开京流言四起，都说王勋要强迫所有的王弟出家。第二日上午，使馆的职方馆官员便传来情报，王勋已经派遣使者向辽主告哀，并请求册封。到了下午，才有王勋的长子来使馆，乞求入京报哀。我立即许诺，但最终王勋派来大宋的使者，却只是一个王叔。我当晚便遣人出城，秘密联络江华岛驻军。次日一大早，便再去求见王勋，向他许了一大堆好处，以求暂时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