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话未说完，便听有人高声说道：“岂止是‘不得谓全无过失’，依下官之见，实是罪不容诛！”

    众人心里都是一惊，不知是谁这么着不惜公然与吕惠卿撕破脸，不由得齐齐朝着说话的方向望去，却见章惇站起身来，正向着文彦博与吕惠卿欠身抱拳行礼。

    “唐康时自戎州来，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益州一路，交钞泛滥，物价暴涨，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盗贼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西南之患，蛮夷实不足道，可惧者实是内患。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蜀中长吏，虽百死莫赎其罪。下官以为，朝廷当早下敕令，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益州提刑使李鲁仲、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贤能替之。”章惇直视吕惠卿，言辞慷慨，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上下勾结，欺瞒朝廷？”吕惠卿撇撇嘴，道，“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词。唐康时在戎州之时，便刚愎自用，与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为求脱罪，故意危言耸听？”

    “相公这是诛心之论。某正想问吕相公，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编修律令，怎会不知？”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来，他也没有退路了，这时针锋相对，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他缓缓起身，凝视吕惠卿，亢声说道：“以某之见，唐康无罪！”

    “无罪？！”石越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吕惠卿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但国法无亲……”

    “某敢问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

    “《建隆详定刑统》，擅发兴：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吕惠卿白着脸，与石越对视着，冷冰冰地回道，“唐康与田烈武、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当处绞刑！虽其本意为国除奸，但国法无亲，其罪如此。纵有恩敕，当自上出，岂得谓无罪？”

    “大宋刑统，确有这么一条。但是诸律令条文，是否皆有疏议？”石越淡淡反问道。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心里不由暗暗犯嘀咕，他虽然博学，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而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但是所有法律条文，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是自然。”

    “那就好。”石越点点头，冷笑道，“国朝敕令律例繁多，诸公未必曾一一细读，但在座诸公，当知宋承唐制，国朝之法令，源自唐律，尤以为宗，诸公皆饱学之士，对《永徽律疏》，想必不会陌生？”他环视众人，高声道：“《永徽律疏》卷第十六擅兴，释此条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疏议明确解释：若有寇贼侵入境内，欲攻击掩袭；以及在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有反叛，或有外贼自相翻动，内应国家。若遇上这些事情，急需用兵者，‘得便调发’！疏议又清楚地解释：所谓‘得便调发’，是指不必上司知道准许，即许调发，而且，虽然所在人兵不相管隶，若急须兵处，亦得调发，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予，再分别向上禀报便可。此所谓‘急须兵处，不容先言上者’。

    “《律疏》又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予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即是说明，若不是兵寇，只是逃亡、或者盗贼，所在官府差人便足以追捕的，则不得适用此条文。除此以外，若有司拒绝调发平叛，反而与擅发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