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发之后，不立即向上禀报，比照擅发之罪，减罪一等。”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须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须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其‘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律疏》，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依此例？”

    “故某以为，唐康、田烈武、李浑，并无罪有功。”石越淡淡道，“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况其并不曾有罪，更无必要行此下策。”他说完，斜睨了吕惠卿一眼，抱抱拳，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样的事情，若在几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无策。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做个小小的律师，实已不在话下。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宋朝一向是以“任法”而著称，当今皇帝与新党，尤其重视法令，但大宋朝法律敕令之多，却也非常有名的，其中具体的内容，没做过法官的官员，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也是胥吏能够欺上瞒下的原因所在。所以自王安石拜相以来，大宋朝一直在做两件事情，一是通过提高“明法”科的地位等方法，来加强官员的法律修养；另一件便是编修敕令，整理法律条文。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对大部分宋朝官员来说，各种律令，他们可能并不陌生，但是最多只会去注意那些法律条文，却不可能对疏议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吕惠卿心里明明知道，唐康等人事前知道石越所说的疏议内容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擅兴律在大宋，并不是一条经常能用到的律法。但他却不能提出疑问，否则难免要自取其辱——你自己不读书，便以为别人和你一样不读书？吕惠卿可当不起这样的羞辱。

    吕惠卿能肯定的是，《永徽律疏》的确是宋代法令所本，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来便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即便判决从严，皇帝也可能会特敕——更何况而今石越言之凿凿！吕惠卿相信，若换一个场合，给他时间，可以从容翻查法典，询问下属，他未必不能找到对唐康等人不利的疏议甚至是判例来，但现在，就这个问题与石越再纠缠下去，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但他擅杀叛卒数千，又当如何？”转瞬之间，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

    “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敢问相公，主将捕得叛兵，不可以军法从事吗？难道千里之外，还要请示枢府、卫寺而后杀？李浑既是军法官，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大宋的军法，处置违法之将士，是依阶级定，非是以人数定。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无论唐康、田烈武、李浑，都有权处置。章大人做过卫尉寺，不知某所言当否？”石越心念一动，便已决心把章惇彻底拖下水来。

    章惇没料到石越这一手，饶是他再果决，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话，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依宋朝的军法，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也可以立斩以闻。对于军法官而言，他们的处置权力，的确是针对对方的阶级，而不是对方的人数。一个士兵犯军法，他们有权处置；十个士兵犯军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要说便宜行事杀了，似乎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雄武二军兵变叛乱，杀害长官，屠杀平民，可以说证据确凿。依石越这么一说，他的确是有权“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这其中却透着不对劲，毕竟那是数千人的规模！以唐康与李浑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决定数千人的生死？若说他们没有越权，怎么说都透着别扭。

    不过这个时候，章惇已经不可能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