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一边，而只能别无选择地站在“利害”一边。就算心里认为石越是在诡辩，他也必须声援他。

    “以军法而言，确是如此。”

    “况且，纵是有罪，亦不过贬官而已。唐康又有何必要为脱小罪，而犯欺君之大罪？”石越一得到章惇肯定的答复，便立即接口，将焦点引回来，绝不给众人缓过神的机会，他的这句话却是极有道理的，就算把唐康、李浑之罪等同于杀降，前线将领杀降、甚至滥杀敌国的无辜百姓，虽然条文上罪责不轻，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判过重罪的。

    “下官敢以人头担保，唐康、田烈武辈皆是忠臣义士。其言可信。”事已至此，章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下重注，石越的立场已经说明，他顺手便抛出杀手锏：“下官已替唐康将他有关西南之奏折递入禁中。益州路此时到底是何种局面，下官以为非要查清不可。益州腹地不稳，而欲使大将建功于外，岂非缘木求鱼？况若果真川峡大乱，诸公谁能担此罪责？”

    “章大人所言甚是。”文彦博根本不再给吕惠卿说话的机会，马上接口道：“益州路局势，朝廷定要了若指掌才行。方才李大人担心叛夷与盗贼里应外合，想来李大人亦是知道益州盗贼猖獗？”

    老谋深算的文彦博又将皮球踢给了李宪，逼他表态。这显然是天平上一颗分量极重的砝码。李宪不由暗暗叫苦。宋朝的宦官，地位与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所不同。若说他们没军权，他们的军权甚至重于晚唐——宋朝的宦官常常为统军大帅，节制方面；若说他们不能干政，可许多的宦官俨然便是行政官员，工程水利乃至地方行政司法，都有他们的身影；此外掌管帝国的府库，采购各种物品，更是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在熙宁以前，对于朝廷究竟有多少钱这种事情，也许宦官们知道得比三司使更清楚……但是，如此种种，却丝毫不能代表宋朝的宦官有多高的地位。李宪尽管常年统兵在外，称得上一方诸侯，但若皇帝要他死，遣一书生持一纸诏书，他就只能自尽。宋朝的制度，以及士大夫阶层整体的强势地位，已然决定了大宋的宦官们，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与机遇在这个体制之内取得让许多士大夫都为之眼红嫉妒的高位，并且对朝局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来说，与汉唐不同，宋朝是不存在一个叫“宦官”的利益集团的。仅仅对于单个的宦官来说，他们才是大宋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享受种种特权与优待，同样也要遭受种种的歧视与猜忌。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周旋于士大夫与皇帝之间。

    李宪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能有今日的地位，除了军事才能之外，他懂得谨慎地避开朝廷的是非，只是单纯地向皇帝效忠，亦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小心谨慎了一辈子，仅仅是一次回京述职，便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当然会将这次会议的内容详详细细地报告给皇帝以划清界线——他心知肚明，这也是文彦博请他与会的原因——但此时，李宪只能暗暗后悔自己多嘴。文彦博平素方正自持，极少耍手段，有时候会让人误会他只是纯粹的儒士。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用切肤之痛来体验文彦博究竟是凭什么做了三朝元老的！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将朝中重臣一网打尽！这位硕果仅存的庆历老臣，的确不是吃素的。

    “太傅，下官从未去过益州。益州究竟局势如何，下官亦不得而知。所谓‘盗贼’，不过是听到一些流言罢了。”李宪沉吟了一会儿，方模棱两可地说道。

    “空穴来风，必有其因。李大人远在凉州，竟也听到这样的流言。不论是真是假，朝廷都应当设法彻查才是。依某看来，若不问而定方紫严诸辈之罪，似嫌草率了些；但若置之不理，直是吾辈无能。不若趁此机会，将益州四司调往他路，另委贤能。待新官上任，查明真相，果有欺君罔上，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