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依法穷追，原无可指摘。但是那些犯官狗急跳墙，亦难免会胡乱攀污。舒亶办案似嫌轻率了些，这种大案，还是当诸事请旨的好。像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这些人，总要稍留些体面。似他这般办案，全不给自己留退步，苛刻过甚，朝议汹汹，倒似是他在借机党争一般，还连累了相公。”

    “御史办案，与我何干？”吕惠卿不自在地反问道。

    “相公既要我直言，自己为何又不肯推心置腹？”薛向却不肯让吕惠卿这般装模作样，“诸‘君子’们可都以为舒亶不过是相公门下走狗而已——且不管他是不是，他这般莽撞，人家却不免把账记在相公头上。‘苛酷’二字，不是甚好名声。恕我直言，今日误相公者，舒亶矣！”

    “师正亦以为我差使得动舒亶吗？”吕惠卿半真半假地苦笑道，“师正素知我与司马十二不和，若说我看不惯他假仁假义，想将他逐出朝廷——在师正面前，我亦不说假话，我确有此心。但我又何苦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朝廷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当年介甫是不得已——我这又是何苦？”

    薛向笑了笑，也不质疑他所说真假，只淡淡反问道：“相公的这番苦心，谁能知之？”

    这句话却是正中要害。

    吕惠卿是想借陈世儒案打击旧党，借此难得的机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但他的目标原本只是吕公著与苏颂，一面杀鸡骇猴，一面清算一些旧党台谏，并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但谁料舒亶意欲扬名，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牵出了司马康。吕惠卿见有机可乘，才在暗地里纵容——他哪知道还有一个雍王唆使石得一在舒亶那里推波助澜，倒以为只是舒亶在迎合自己。更不曾想，舒亶自知得罪旧党，已无退路，为了自己的前途，越发肆无忌惮，竟又逮捕吴安持、蔡渭，牵连越来越广，搞得朝中人人自危。这些吕惠卿事先并不知情，但木已成舟，他虽然怨怪舒亶鲁莽，却也无法可想——他不是不知道，舒亶既然连司马光都得罪了，便不怕把事情再闹大些，事情闹大了才能逼着吕惠卿与旧党决战，舒亶才有机会全身而退。否则，他已成为旧党最痛恨的公敌，旧党缓过神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舒亶——他不能当过吕惠卿的枪后，又当吕惠卿的盾牌。

    舒亶的确是个聪明人，如今的情势，正如薛向所说，人人都以为是吕惠卿主使，舒亶不过是吕惠卿手中的大枪，吕惠卿反倒成了舒亶的大盾牌。

    吕惠卿默然不语。谁能知之？谁会相信他？旧党不会相信，新党也不会相信；皇帝不会相信，司马光、石越，甚至薛向，都不会相信！既然人人都不相信，那么是不是事实，根本就不重要。

    薛向已经知道他几乎说动了吕惠卿。“皇上素念旧情，陈世儒案，最初还想过要念陈执中的情分，留他一条命下来。舒亶口口声声司马康涉案，时至今日，可曾有司马康半句口供？”薛向的话已近于直白，“休道是冯当世，便是司马十二——恕我直言，只要司马康不伏罪，终亦不会有事。相公熟知早年故事，皇上初登大位之时，是先想过让司马十二为相的；是他不识时务，皇上才决定起用介甫。这些年司马为计相，可曾出过半点差错？十几年君臣的情分，相公以为皇上会全不顾惜吗？”

    吕惠卿越发动摇起来。皇帝的心思，他比谁都清楚。赵顼最初只不过是恼怒苏颂等人枉法循私，一时激怒，才令舒亶穷治此案。不料舒亶竟借机兴大狱。这并非皇帝的本意。只不过舒亶有大义的名分，皇帝又在病中，少知外事，一时间也无力制止。在皇帝那里，现在还以为司马康涉案不深呢！

    舒亶若真能把案子办成铁案，倒也罢了。

    皇帝不是那么好唬弄的。

    这也是吕惠卿始终放不下心来的原因。当今皇帝，不是可以任人摆弄于手掌之中的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