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才说，毋以恶小而为之。司马公、桑山长，虽然皆是在下素所敬服者，但就事论事，此事还是程先生所为，才是正道。”

    “道理说得好听，但依区区之见，要是有人日日在我面前说着格言至论，用不着盈耳充腹，我早已避之惟恐不及。难道司马公不知道要养正于蒙吗？但教人向善，不是靠念经——和尚们整天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却见有几个不偷吃酒肉？防微杜渐，也不能只靠着堵，大禹之时，便已知堵不如疏了……程先生见识不及司马公、石山长、桑山长，高下之别，便在这里了。”贺铸言语中的讥讽之意更浓了。

    “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仿佛是受到贺铸的刺激，连杨时也刻薄起来。

    听到这里，蔡京已经听出来双方话中隐隐的火药味——双方的争论不知不觉便已经升级了。他不免暗暗纳闷，这其实不过是些小事，杨时又何至要这般发泄自己的不满？贺铸说话怎么便如此不留情面？连吕大临的语气中，也似乎有着丝丝未能掩藏住的情绪……

    但桑充国却已经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及时制止住这场争论了。

    在白水潭学院，石越、桑充国、沈括等人代表的石学，与二程代表的理学，一直是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平素便辩论不断。双方的确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二程主张“格物致知”，主张万事万物，都要弄明白它的“所以然”，这些主张与石学的主张调和之后，便成为白水潭学院一切生机与活力的基础。但在很多问题上，双方却多有分歧。比如二程继承张载的主张，修正孟子的性善论，将人性二分，得出天理与人欲两个命题，主张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即“天理”，而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即是他们所说的“人欲”；而石越、桑充国则从孔子的思想中找到论据，主张天理即是人情，人情即是天理，实际继承的却是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孟子与扬雄本来都是当时学者很重视的两个思想家，以石、桑与二程的地位，双方的主张各有道理，在宋朝思想界，也正好斗了个旗鼓相当。

    但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事上来的。在最初的阶段，双方矛盾还小，加上程颢性格温和，在白水潭威望极高，有了他在，自然不足以生出什么是非来。但到了熙宁十七年，两派人物不仅在学术上歧见日多，平时共事，也难免因为种种问题发生小的摩擦，矛盾已是越积越深。而这时大程病重，眼见来日无多，在明理院，由于性格的原因，却是程颐的学生不服桑充国，桑充国的学生也一贯看不起程颐，裂痕已经接近公开化。

    而桑充国、程颐同为资善堂直讲后，在教育太子的问题上，桑充国和程颐也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早在白水潭时，与程颐的因材施教、耐心细致一样出名的，便是他对学生的严厉，这种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正因如此，让很多如贺铸这样的学生极不喜欢他；而也许是受到石越的影响，原本只会闭门读书的桑充国，教育学生时，却更加善于循循诱导，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实践，对待学生，因为年纪的原因，也常常缺少“师道尊严”，有时候宽容得近乎放纵，甚至经常让人感觉他有点护短的嫌疑，同样，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让不少学生腹诽。在白水潭的时候，双方风格不同，倒并无多大的关系，毕竟白水潭学子数以万计，教授们风格各异也是正常的。但当二人教的学生突然只有两个小孩的时候，这种风格的迥异，却不免让彼此都对对方滋生强烈的不满。只不过程颐向来是主张练涵养功夫的，而桑充国又一直主张兼容并蓄，纵有什么不满，也只是藏在心里，从未表面化过。

    不料桑充国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是发生在他眼前。

    杨时、吕大临都是程颐的得意门生，司马光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