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的。王河说过没多久，他真的长到了六十斤的定量。

    在范建国的眼里，这位班长是那个快人快语的直肠子，虽然年龄比他大不了一两岁，却显得比自己老成得多。王河上学虽不多，但一肚子的故事，什么十二道金牌追回岳飞，朱元璋乱杀功臣，又什么乾隆爷几下江南……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班里常有人爱说些上不了台面的荤段子，但自从范建国来了之后，再有人讲荤的，他就会说，人家大个儿可是文化人，别让人家笑话。就是有人非要讲，也含蓄了许多。

    换锯条要用头顶着那大锯走上一段路，时间一长，王河就冲人扯着嗓门嚷，别让人家大个儿一人包了！也换个喘气的。哪儿写着归人家一人包啦？

    但一有人抢着要干，范建国就会说：“还是让我来吧，我又不会抽烟。”容不得你不让给他。在大学他就是篮球场上的主力，别人眼里的重活，他干着并不感到吃力。

    其实，他自愿包下换锯条的活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锉锯房那里有报纸可看。因锉锯工陈爱兰兼着厂里的广播员，她那里订了四五种报纸。他留意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有关对右派分子处理的一些报道。对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他也非常感兴趣，留意又上映了什么新电影，苏联的什么艺术团体又来华演出的新闻。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不讨厌他。

    董师傅是个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老工人，什么时候见他进门都会热情地招呼他歇会儿。陈爱兰则会抓紧时间向他请教一些难懂的问题，什么苏联卫星怎么才能不落下来，苏联会不会帮助中国发射卫星……有时还要请他对一些广播稿提提意见，对他总是张口闭口的“大学生”，那态度就如同是称呼师长。

    起初，陈爱兰对范建国可不是这个态度。她对这个整天拉着脸的大个子没有一点好感。他来换锯条总要抄报纸看上几眼，而且从不征求主人的同意。陈爱兰有意将她写的东西压在报纸上，可他仍不管不顾。一次竟指点着一篇广播稿说，“这上面有两个字写错了。”陈爱兰听了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他也没有理会。仍埋头看他的报纸。一次他来换锯条时，正赶上锉锯机不转了，董师傅又不在，急得陈爱兰找不出毛病。范建国不言不语走上前，抄起扳子紧了紧马达的皮带说，“开吧，没事了。”陈爱兰一按电钮，机器果然又转起来。她第一次对这个大个子右派有了笑脸。后来，她得知正是范建国的一个建议使制材的质量和速度都提高了不少才彻底转变了对他的态度。

    右派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始终搞不太清楚。只知道这类人大部分集中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她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全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家里面很少谈论这种话题。她的那点有关右派方面的知识全是从报纸，广播中得到的。这类的广播稿她没写过，需要广播时也是念报纸上文章。但厂里“土生土长”的右派是什么模样她是清楚的，财务股的“大近视”谁不清楚！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对她这样的小青年也张口您闭口您的，反右中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说他攻击过社会主义，他那样的人会有攻击社会主义的胆量？这种问题她想不明白，也不愿费这个脑筋。可是自从来了范建国，右派就逐渐成了她心中的谜。

    范建国顶着锯条猫腰进门时，陈爱兰刚刚写完一篇声讨麻雀的广播稿。一想到自己不慎将范建国有关麻雀的议论捅给了厂领导，陈爱兰心里充满了内疚之情。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她想不出什么办法能弥补自己的过错。

    范建国和以往一样，放下锯条便抄起了报纸。与以前所不同的是，他现在能随随便便地找个地方坐下专心看他的报纸。他只有一支烟的工夫。

    “上面有什么新闻能这么吸引你？”陈爱兰主动和他搭话。董师傅去医务室了，屋里只有她和范建国。

    “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