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来的吃。困难时期这么办可不成，发不起。况且这个时候的客人嘴都“勤快得很”，高级奶糖一块接一块地往嘴里填，用不着主人家费好大劲地让，剥了糖纸往您嘴里送。那时候的人只要是吃东西，都很主动，自觉，不用主人太客气。抽烟也是，跟逮着贼似的，抽上了就没够。

    为“保障供应”，那个时候办喜事要指派两个人负责发烟，发糖，将喜糖，喜烟放在盘子里捧在怀里在客人当中转，一块块地发，一支支地往外递，嘴正在动着的绝不再让你。主人家有专职人员这么盯着你，谁也就不好意思总玩命吃，狠着劲抽了。两个专职发糖发烟的绝对是“娘家人”，责任心没的挑。这也是以往的教训逼得人不得不这么小气，发生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婚礼还没举行，喜糖，喜烟早被抢光了，肚皮弄得人已经不太顾面子了。

    这种时候能在饭店办喜事的更是凤毛麟角。供应放开的时候，一个普通的溜肉片只要三四毛钱，供应一紧张翻上了十几倍，只要是肉菜，一个至少要五元钱以上。但这种饭店供应的主食可以不收粮票，只要有钱，请多少桌都行。但平民百姓，工薪阶层哪个吃得起，请得起？

    陈家兰的婚事办得不算寒酸，可以算得上相当体面。

    陈家人口少，负担轻，经济条件一直不错。男方又是个现役军官，收入相对较高，因婚后还要长期分居，并没置办什么家具，将钱大部分花在了婚礼上。高级奶糖，高级香烟随便吃，随便抽，没指派专职人员发烟，发糖。除了有小孩子不顾大人的喝斥往兜里塞糖，到也没有太不顾面子的客人，这多少也与双方都有领导参加婚礼有关。陈爱兰往日素面朝天，上下班总是一身工装，只不过下班后的工装是一身干净的。做了新娘的陈爱兰浓妆艳抹，身着红色的丝绸棉袄，笔挺的西服裤，显得异常亮丽。

    新郎官是位上尉，长得虽不算英俊，但高大结实，十足的军人气质。陈爱兰将他介绍给李宪平、潘树仁时，他一一向这两位新娘单位的领导敬了军礼。随后，新郎又操着地地道道的河南腔将他的领导，一位中校介绍给李宪平他们认识。

    当李宪平得知年龄与他相仿的中校同他一样，也曾赴朝参战时，两个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二人再一聊方知还是一个军的，彼此都能说出当年各自团首长的名字，彼此都觉得很是激动。

    陈老爷子见闰女的领导与姑爷的领导聊得如此投机，心里透着高兴，惦记着说什么也要留领导吃顿饭，便和帮着操办喜事的堂侄商量。他的这位堂侄是一家大饭店的厨师长，这次帮了大忙，从后门帮着弄了几瓶好酒和几个鱼罐头，两斤自家饭店制做的“人造肉”。据说这种“人造肉”做得相当地道，里边掺进了正宗的猪油，粉丝、豆腐一类的东西，味道比商店里卖的“人造肉”强得多，市场上的“人造肉”嚼在嘴里跟嚼锯末一样。

    堂侄是个很有外面的人，他说应该喝点酒吃顿饭。但因来的客人过多，他主张先把两边领导留住，午饭可以耗晚一些吃，待扛不住的客人走得差不多了再摆饭，否则就那么一点吃的，喝的不够客人用的。

    陈老爷子说只能如此。他找了一个机会对女儿说了这个打算。陈爱兰虽然觉得这么办法挺没面子，容易事后让人议论待客不能一视同仁，但觉得确实别无良策，只能到时候耗走谁算谁，耗走几个算几个。从她的本意说，她宁可自己几天不吃饭，也愿意自己车间来的人全留下。

    制材车间来参加婚礼的最多，来了十几位，全被让到院里的两间西屋里吃糖，抽烟，喝茶。西屋住户与陈爱兰家的关系不错，人上班去了，屋子留下给陈家办事用。抽烟的人都没闲着，弄得屋里的人跟在雾里一样。厂里的人陆陆续续地来，陆陆续续地走，屋里总能剩下十来口子人。

    依王河的意思，抽支烟，吃两块糖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