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

    李宪平打量了一下老潘，眼睛一亮说：“这么说，证婚人也是你来当最合适呀！厂工会主席，又长得慈眉善目的，干这种事不正对路嘛！到那天我可以去照一个面，向新人道个喜。你就别给我派活儿了，你来当这个证婚人！”

    老潘嘴一撇说：“净说外行话。人家男方的证婚人可是个团政治部副主任，我呢，连个厂里的主要领导都算不上，往前边一站不对称。你就不同了，厂长，支部副书记，你这个资格要是还在部队，起码是副团级，往那一站就盖他一头。给小陈争了面子，也给咱曙光厂争了面子。再说了，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风度有风度，讲几句话也能讲出彩来，你就别让我这小老头儿受这个罪啦！”

    李宪平仍没有点头的意思，到不是他难求架子大，他是觉得充当这种角色心里有些别扭，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因为不是给别人当证婚人，是陈爱兰。

    老潘有些发火地说：“李宪平啊，李宪平，你要是不答应可不是伤我的心，是你伤小陈的心，太伤人家的心啦！你以为是我非要给你派这个活儿？”他压住火，将陈爱兰如何在他面前动心眼的事告诉了李宪平。

    李宪平苦笑了笑说：“好吧，那就赶着鸭子上架，当一回证婚人。”一听老潘道破实情，他很是感动，是被陈爱兰的一片心意所打动，突然觉得自己欠了人家很多，很多。

    困难时期的婚事是很令人头痛的事，要是两年前，花上四五百元就能把婚事办得很风光，一桌酒席二三十元就能吃得相当不错，能上好酒好烟。如今就是翻上十倍的价钱也办不来，首先是没那么多的肉和油，烟和酒也难买到，粮食也是个主要问题，你不能让客人带着粮票肉票来。所以这时期办婚事不请人吃席，只请人抽支烟，吃块糖，意思一下，谁都能理解。

    办婚事不办酒席，但饭总是要吃的，您不能让两边的至爱亲朋全饿着肚子走。留下吃饭的全是娘家人，自己人，吃什么好说，一般的平民百姓这种日子口有请盖饭的，这是困难时期最流行的饭食，白米饭上浇上两勺卤，用不着炒菜了。再次一点的请人吃汤面条，弄个水饱，好在谁都能理解，青菜每人只凭本供应七两，老太太们早上五点钟就要到商店门外排队，去晚的买不到。冬瓜切得块儿跟西瓜似的往外卖，能买到就算不错。总之炒不了菜，能用细粮待客已经是相当够意思了，当时的粮食定量粗粮的比例要大于细粮，而且客人交的粮票全是粗粮，不会是面票。谁家办一回婚事，办完了要吃一个月的玉米面窝头。要是哪家办婚事能请人吃一顿炸油饼，或是打卤面什么的，那就够得上新闻了。

    即便如此，办婚事所要花费的费用仍很惊人。不置办酒席，但喜糖，喜烟必不可少，再少也要预备二十斤糖，十来条烟吧，这就是钱！

    糖要凭购货本供应，每人每月有二两水果糖定量；香烟是每个烟民每月就那么几盒，不够抽的可以到黑市上去买烟票，或是弄点叶子烟抽。那时候烟瘾大又没那么多钱的主，有抽蓖麻叶的。高级奶糖五元一斤，是平价糖的十倍，买二十斤糖就要一百元，是一个二级工两个半月的工资。在黑市上买了烟票再弄烟，一盒大前门钉十盒烟的钱，这两项的开销就比两年前高出了十倍开外。

    新人休完婚假是要还礼的，至少要向周围的同事发发喜糖，一般这时候发的喜糖就不全是高级奶糖了，有些水果糖的包装纸都揭不下来，谁都清楚，那是存放时间过久的原故。为准备婚事，一个家庭往往多半年不吃糖，每个月将凭本供应的水果糖存起来，一个五口之家，半年能存上六斤水果糖，存放时间久了，水果糖就自然变成了“软糖”。

    供应放开的时候，糖算什么稀罕物，谁家办喜事不可劲地让客人吃！客人带孩子的还要往孩子的兜里塞，亲戚走的时候要带上一包喜糖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