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会旷日持久地发展下去，时而像脱缰的野马让人心惊肉跳，时而又像醉汉眼中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如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那样，曙光厂的领导班子靠边站了，“夺权”的是由韩京生、屈文革为首的“千钧棒革命造反战斗队。”屈文革就是甘兴旺的徒弟屈文书，运动开始后不少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什么“要武”、“学武”、“文革”……怎么显得革命怎么改，屈文书就变成了屈文革。

    与“千钧棒”誓不两立的则是“井冈山战斗队。”井冈山的牵头人物是杜新生。王河、张祥、赵贵臣等一大帮过去的中层干部和老职工大都参加了这一派。杜新生是车间副主任，又是副厂长孙长喜的徒弟，所以这一派具有很浓的“保皇”色彩，对立面骂他们是铁杆保皇派。在人数上这一派占了很大的优势，不足之处是“笔杆子”较少，打起嘴仗，笔仗来不如对方的火力猛，弹药足。厂里那些“老右”心里向着他们，但没一个敢伸头。

    韩京生，屈文革的“千钧棒”，战斗力很强，一宿的功夫就能把大字报贴满全厂。李宪平十大罪状，邹晓风八大罪状能批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而“井冈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保皇派，也要把火力冲着这两个发炮，但贴出来针对邹晓风或李宪平的都显得没劲；批的内容全是“只拉车不看路”，“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的，在那种火药味十足，敢扣大帽子，敢于栽脏才算革命的年代，这类帽子就显得太温和了，就如同与人打架拉不下脸似的，与那些一下手就是满脸花的没法比。两边都开针对“走资派”的批斗会，“千钧棒”那边是“喷气式”真刀真枪地干，“井冈山”这边则是和风细雨。

    某一天，区军管会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来曙光厂考察摸底，正赶上“千钧棒”召开批斗会，两位工作人员应邀参加。那次会主要批斗李宪平、邹晓风，但拉上石国栋、范建国，王玉蓉、达进士等人陪斗，结果批斗会的气氛极佳，韩京生宣读的那十几条罪状很快就将那位王排长打动了，他带头喊出了“向千钧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致敬”的口号，把韩京生美得不成，第二天就将此事出了一张“特大喜讯”贴了出来。从此，千钧棒开始得势，与区里的军管会也建立了联系。

    李宪平和邹晓风被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宪平被“千钧棒”勒令到材料场去劳动改造，后来发现那里的人暗中照顾他，又将他弄到机加工车间的大锯上干活。腰上有伤病的邹晓风则被发配到制材车间去滚元木，当重劳力使用。好在那里有王河一些人暗中照顾，才使他少吃了一些苦头。

    潘树仁本来没什么事，虽然也靠边站了，但开始还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但后来“千钧棒”派人去搞他的历史问题，查出解放前他所在的地下交通站出过变节分子，受过破坏，就得出了他也是叛徒的结论，批斗了几次，把他也弄到下面劳动去了。“千钧棒”则将自己的队部搬进了工会，控制了广播室。这些人也不管上班不上班，屁大的事就扯着嗓门广播一通。

    厂里唯一还管点事的是副厂长孙长喜。老孙是个老黄牛式的人物，从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能上纲上线的事。他的儿子又是现役军官，军属的身份让他粘了一点光。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拼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属于“拉车不看路”的那一类，况且无论哪一派也不愿落个破坏生产的罪名，厂里的生产总要有人管，这一来他成了厂里的大忙人。厂里的生产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上班干不干活没人管，干多干少凭的是个人觉悟，孙长喜到下边分派生产任务跟向人家借钱似的，要耐着性子说好话。需要盖公章办的事他要找韩京生他们盖，“千钧棒”把那几个木头疙瘩当成了命根子。盖章的时候，韩京生几次借机警告过孙长喜说，“别总拿生产压革命！阶级斗争是纲，其它全是目，要懂得‘纲举目